近期以來，各個媒體上由科龍案引起的有關審計行業的探討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雖然一些文章的見解很有獨到之處，也非常專業，引發了業內的深思，但是，由于一部分極端意見的存在，造成公眾對審計行業和審計內容有一些認識不清。

　　因此，讓公眾形成對審計行業應負責任的正確認識，進而形成客觀公正有效的判斷思路是很有必要的。

　　從安然事件開始，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各國各地區對審計行業的關注度都日益提高，審計行業同時也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考驗。上市公司丑聞公開后，公眾對審計行業的不信任，進而引發了紛至沓來的投資者訴訟……這些已經成為包括“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在內的所有會計師事務所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但在事實上，每次審計問題出現之后，最終的訴訟程序都證明了在問題討論階段公眾的視線會被誤導，初期作出的判斷可能存在問題，但是，只要再出現審計問題，公眾還是提出了對審計行業的過高期望，進而不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財務審計”不等于“弊端審計”

　　就科龍案來說，在2006年1月科龍公布了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的調查報告之后，公眾對德勤的責難之聲愈演愈烈，不少人開始以畢馬威的調查作為判斷德勤審計工作出現問題的依據。從本質上看，導致這個誤解的原因是對“財務審計”與“弊端審計”兩個概念不清。

　　在科龍事件中，德勤主要負責對科龍的財務審計，而畢馬威在科龍出現問題之后所做的調查，則屬于弊端審計范疇，兩者有著根本的區別。

　　從財務概念上來講，財務審計，或更準確地稱之為財務報表審計，是由獨立第三方審計師對公司的財務報表進行的審核。審核的結果是向公眾出具獨立意見，表明財務報表是否準確及完整。如果出具“清潔”意見，審計師報告會聲明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財務事項上均按照公認會計準則進行了準確的陳述。”如果審計師對財務報表存在疑問，則要出具“保留”意見。

　　實際上，弊端審計是公司欺詐行為被披露后進行的，弊端審計單位能獲得比財務審計時更多的資料與信息，并且審計方法也與財務審計不盡相同。這些資產負債表以外的弊端審計可以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了解公司情況，這與單純考量財務報表中數字而得出的結果完全是兩回事。因此，不能簡單地以弊端審計的結果來聲討財務審計的結果和執行財務審計的機構。

　　審計責任不能過度

　　在諸多的關于審計機構審計責任的宣傳中，公眾對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產生了誤解，認為排除公司欺詐風險是獨立外部審計師的責任。但是，公眾這種對外部財務審計的期望，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期望，有將審計責任過度的趨向。由此，審計期望差也就成為了審計行業內一個由來已久的、難以解決的頑疾。

　　但是，既然公眾可以理解警察不能百分百破案，醫生不能包治百病，可以理解國家審計中不能揪出所有貪污分子，為什么就單單不能理解獨立審計的局限性呢？說到底，不是不能理解，而是不肯接受。

　　此外，審計責任過度，也與獨立審計的制度安排有很大關系。由于獨立審計提供的是一種準公共產品，而會計師事務所卻是盈利性的私營部門，一旦出事，人們很容易認為會計師事務所存在問題并應承擔責任。而且很多時候，哪怕審計師的錯誤只占整個案子的5%，卻很容易被要求承擔100%的責任，這顯然也是有失公允的。造假的主體被忽略了，可能同是受害者的審計師卻委屈地當了替罪羊。

　　其實，從審計程序來看，現代審計都是事后審計，主要以抽樣審計為主。審計師在評價審計對象內部控制制度的基礎上，抽取一定的樣本進行審查，由此推斷總體特征，并對會計報表發表審計意見。

　　很顯然，審計師不能保證未被抽查的會計資料中不存在任何差錯和舞弊，因而也就不能保證會計報表絕對準確、可靠。當然，這種技術性偏差與某種故意造成的偏差，有本質的差別。但是技術性偏差和故意偏差之間的度如何度量？則需要從制度上進行把握，而不是單純靠主觀臆斷進行。

　　難道以后也要讓審計師在接客戶之前先與客戶簽訂免責書，就好比醫生在開刀之前必須讓病人親屬簽署手術風險同意書那樣，即出了欺詐的情況審計師不負責任嘛？顯然這是不可想象的。

　　2006年2月15日，財政部頒布了會計審計準則體系，這已經為審計行業的健康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而審計行業如何發展好，不僅僅需要公眾了解審計責任是什么，也必須要明晰審計概念是什么，將不同的審計方式和內容區分開來，將審計師的責任正確限定在一定的范圍之內，這才是審計行業良性循環發展的關鍵。而只有審計行業的良性發展，才會進一步促進以證券公司為代表的廣大公眾公司的發展，才會更好地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國際金融報 寸言 2006-4-20)

(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