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王紹光說，人類社會的發展不能僅僅靠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對人、對自然的尊重。可以有市場經濟但不能有市場國家。中國改革頭20年基本上只有經濟政策，大概從2000年以來，社會政策逐漸萌芽。而今，十六屆六中全會對和諧社會的表述正在從施政理念逐步向具體執政措施轉化。
“中國正經歷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的轉變，這是偉大的轉折�！痹趨⒓颖本┱搲拈g隙，香港中文大學王紹光教授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他此次演講題目是《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的歷史性轉變》，聯想到前不久剛剛結束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這更像是對一系列已經出臺和即將出臺的社會政策的背景解讀。
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明確提出了到2020年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9項目標任務，以及為完成構建和諧社會的總體目標必須遵循的6項原則。其實早在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就有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5個方面內容的表述，但兩相比較不難發現，六中全會對和諧社會的表述正在從施政理念逐步向具體執政措施轉化。
這種轉化就是王紹光教授所說的“偉大的轉折”。從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視野出發，王紹光認為從經濟政策到社會政策的轉化是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經之路，中國也不能例外。
“從中國內部來講，改革頭20年基本上只有經濟政策，大概從2000年以來，社會政策逐漸萌芽，放到人類發展史上來看，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人類社會的發展不能僅僅靠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發展離不開對人、對自然的尊重，所以必須有相應的社會政策加以支撐。不僅中國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無論老牌的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都會經歷一個開始階段，叫做倫理經濟。那個時候經濟和社會是不分的，在歐洲，倫理經濟大概是資本主義形成以前的社會，中國大概是改革開放以前，甚至到上世紀80年代，都處于倫理經濟階段。當時有鐵飯碗、大鍋飯，把經濟和倫理的東西聯系在一起，我們今天關心的住房、教育、醫療問題在城市和單位體制聯系在一起，在農村就是跟大隊、小隊聯系在一起，所以當時不會出現所謂的社會問題。”
這里有一組數據，這大概是當時中國倫理經濟的一個縮影。剛解放時，中國人民的健康指標屬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國別組。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擁有最全面醫療保障體系的國家之一，80%－85％的人口享有基本醫療保健。這使得人均壽命從舊中國的不到40歲提高至上世紀70年代末的近70歲，嬰兒死亡率從195‰降到41‰。直到上世紀80年代，每逢國際組織對各國進行排序，按人均GDP，中國的排名雖然不高，但按健康水平，排名則高得多。
“后來出現資本主義經濟和市場經濟，這時候市場和社會是脫節的，這樣固然可以使經濟快速發展，但是成本非常之高，人們無法忍受。”根據王紹光的調查，在經濟高速發展的1980－1998年間，低收入國家人均壽命平均增加了3歲，中等收入國家5歲，高收入國家4歲，世界平均4歲，而中國只不過兩歲。嬰兒死亡率低收入國家下降了29‰，中等收入國家23‰，世界平均也是23‰，中國不過是11‰。
“這時候就會出現由經濟政策向社會政策的回歸。中國政府的政策在過去幾年里面，發生了潛移默化的變化，以前講“兼顧公平”只不過是說說而已，到了2003、2004年，兼顧公平就慢慢有一些實的東西。到了2004年執政黨放棄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到十六屆四中全會的時候這個詞完全被拋棄掉。這個變化是顯而易見的，我要強調，不僅僅是中國，其他的國家早就這樣做了，還有一些國家也正在走這條路，這條路是必然的。經濟和社會分開是不行的，可以有市場經濟但不能有市場國家�，F在解決問題的思路是對的，最終的解決只是個時間問題�！�
在思路正確的前提下，王紹光認為解決的關鍵是兩樣東西，一個是能力，政府有沒有能力來解決，是個錢的問題。第二個是意愿，政府有沒有這個意愿。中國以前既沒有錢也沒有很強烈的意愿，現在可以說已經具備了相當的經濟基礎，能力已經有了，更重要的是意愿。
對于如何最終解決社會問題，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景鵬教授把能力和意愿統一為政府政策。他說問題仍然是老問題，比如下崗工人問題、醫療、教育問題、農民工問題等等，但很明顯的一個趨勢是，社會保障被提到一個更加突出的位置。而要解決這些問題，最關鍵的還是政府要提供政策支持，保障所需經費大頭還是要國家出，在此基礎上盡量動員社會力量，特別是一些企業，應該對我們的社會保障工作做出自己的貢獻。但同時他也強調，現在經濟建設仍然是中心，因為國家經濟實力上不去，保障也無從談起。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研究員也曾表示，社會財富這塊蛋糕做不大，僅僅在分蛋糕上做文章，社會和諧的目標最終是難以達到的。從促進社會和諧的角度說，發展是一個硬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