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諸多挑戰追根尋源都是因為我們在發展結構上出現了嚴重“失衡”的問題。其中,刻不容緩要解決的問題是,貿易“大國”和金融“小國”這雙重身份所帶來的結構性沖突。
結構失衡的特征
中國今天高速的經濟增長具有以下一些鮮明的特征:首先,固定投資的增長迅猛,它使中國經濟的產能不斷擴大;其次,個人消費為主的內需水平一直處于低迷狀態;第三,從進出口的指標上看,我們的凈出口增長趨勢雖然明顯,但規模有限;最后,中國政府財政狀況日趨穩健。因此,民間儲蓄過剩、政府支出穩健必然形成貿易順差的經濟結構。事實上,從居高不下的經濟增長和伴隨而來的對外經濟依存度的上升,就可以判斷,這種經濟結構持續下去的結果必然使中國經濟走向貿易大國的道路。
而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浪潮正使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進行資源的重新整合和產業布局的重新分工。事實上,很多參與這一分工的國家都已經與中國結成了最大的貿易伙伴關系,中國貿易水平的下降會直接影響到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
但是,這種貿易大國的特征給我們自己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國際收支上的雙順差的延續使我國一躍而成世界第一大外匯儲備國家,可是,我們又是一個金融“小國”,目前無法輕易改變自己的匯率制度和利率剛性。于是貿易大國所帶來的過剩的流動性(貨幣供給失速)問題就制約著我們在這一失衡結構中的經濟增長,也使得央行宏觀調控政策無法做到真正的獨立性和有效性。
金融“小國”的特征在于以下幾個主要方面:首先,中國金融體系有效運營的機制非常單一,所以幾乎絕大部分的金融資源都集中在銀行體系。而匯率和利率的剛性又會帶來過剩的流動性壓力。尤其當銀行的存款規模因為過剩的流動性不斷增加,而銀行又沒有能力和條件去開拓新的業務和新的客戶時,銀行資產負債的失衡也會因此而變得越來越糟糕。一旦銀行試圖要平衡這種失衡的狀況,很自然就會逼得它鋌而走險,去過度追求高收益的信貸業務,比如房地產投資和缺乏個人信用基礎的消費信貸。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至今讓我們難以忘懷。
其次,中國金融資源有效配置的社會機制十分匱乏,而貧富分化現象又很嚴重。人們因為擔心未來的醫療開支、退休生活、教育開支甚至失業保障,消費者群體不得不抑制當前的消費水準。只要這種后顧之憂無法消除,那么即使人民幣增值提高了人們的相對購買力,也還是會出現更嚴重的儲蓄過多的失衡現象。
第三,金融投資環境和金融文化也是一個嚴重制約我國金融體系良性發展的因素。如果忽略公平競爭、忽略激勵機制的“軟約束”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當我們一旦開放自己的金融體系的所有約束(匯率、利率和資本賬戶的交易等),遲早會在這個扭曲的市場中爆發災難性的金融危機(盡管危機之前也會出現一時的“非理性繁榮”――事實上就是虛擬經濟的泡沫現象)。另一方面,要向大眾普及金融投資的收益與風險形影不離的投資理念。否則,一有風吹草動,弱勢的消費者群體就會處于自我保護的本能而會過度反應,或者對危機爆發前的“繁榮”沾沾自喜。這些金融“小國”的落后表現會使得我國金融體系在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上變得十分脆弱。
雙重“身份”帶來不可低估的挑戰
1.央行無法實現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目前外需依存和外資依存的經濟結構,以及有限的金融資源向附加價值不高的內資企業傾斜的特點,尤其是我們用貿易大國的優勢(豐富的外匯儲備)去補償金融小國的劣勢(匱乏的資本金和居高不下的不良資產)的做法,使得我們的經濟結構在沒有完成根本的變化之前,輕易地調整目前穩定的匯率制度弊多利少。
于是,剛性的匯率政策就帶來了由巨大的國際收支雙順差所引起的本幣急劇增加。盡管央行動用了一切緊縮的貨幣政策手段,但這只是控制了國內信貸的增長和以此為生的國內投資的增長節奏。但是,如果外資的增長替代了國內投資的增長,宏觀緊縮貨幣政策事實上只是擠出了我們國內企業的生存空間,而外資主導的加工貿易卻不會受到這種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相反,資產價格泡沫的隱患和通脹的壓力將因為無法控制“第二央行”(美元的流入)所引起的人民幣過量供給而時刻存在。同時,央行緊縮貨幣政策所造成的國家財政負擔卻會不斷增大。
2.外部經濟的負面沖擊可能引起經濟硬著陸的風險
因此,不難想象,較高的對外經濟依存度會使我們在抵御外部沖擊時變得十分脆弱。比如,生產資源價格的突發性上漲、貿易摩擦的升級、美國經濟的衰退、外國直接投資的轉移、出口商品交易條件的惡化,甚至匯率制度過快地向市場機制過渡等都可能會給我們帶來巨大的通縮壓力。
盡管我們處在世界產業鏈中的最終環節――加工組裝、成品出口,理論上講匯率的波動可以因為進出口的同時存在而互相抵消其風險。但是,事實上進口和出口的結算往往不在同一個時間點上,而匯率制度又是以一攬子的方式發生變化,所以,我們不能排除進口時匯率貶值、出口時匯率增值的最壞狀況,即匯率風險還是會影響加工貿易型企業的出口。
另外,因為外需突發性的下滑,過快的產能增加也會使我國企業的交易條件變得越來越糟糕。企業為了減少產品的庫存,會不得不競相壓價出口,結果,因這種惡性的價格競爭行為,單位產品銷售價格的降低所引起的收入下滑(收入效應)會大大超過因薄利多銷所帶來的收入增加(價格效應)。最近,企業業績虧損狀況在加劇和就業人員實際收入水平下滑的事實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3.加劇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誤導市場的價格信號
如果對外經濟依存度持高不下,國際收支雙順差所造成的人民幣升值的壓力有增無減的話,那么由此產生的流動性過剩就會干擾中國金融體系的改革和健康發展:首先,在資本市場還沒脫胎換骨地發生改變,以及我國社會福利體系及其制度沒有健全的情況下,由于出于對自己未來的“保險”需求,再加上金融投資渠道的匱乏以及受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過剩的流動性就會積壓在銀行內部或在體外灰色金融體系中循環。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會降低銀行業的績效,從而影響到目前以銀行主導的我國金融體系的穩健性。
其次,體內過剩的流動性因為無法通過利率杠桿來平衡負債的增加,這就進一步使得銀行不得不尋找高收益高風險的項目。另一方面,體外資金雖然可以用利率浮動手段來平衡自己的負債頭寸,但因為風險管理的專業化能力缺乏很容易去尋找搭便車的投資機會,尤其在不成熟的金融市場中常常會因此而出現資本市場虛假的繁榮現象。中國近期出現的房地產泡沫問題就是很好的一例。
第三,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雖然會拉動關聯行業的發展,但是,也會向這些相關的商品市場發出錯誤的價格信號,從而造成過多的資源集中在鋼材、水泥等建材資料的生產上。一句話,只要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不改變,過剩的流動性所帶來的房地產泡沫將可能成為結構性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宏觀緊縮政策只能暫時性地緩和房地產市場和關聯的建材市場的供求失衡壓力,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另外,長久地去抑制房地產的泡沫,不僅代價很大(公開市場操作規模的提高所帶來的利率支付負擔加重等),而且會喪失央行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更令人擔心的是:一旦房地產泡沫崩潰,國家就會陷于因某些行業資源過分集中――投資過剩所造成的通貨緊縮的局面。來源: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