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清除村干部腐敗，北京市昌平區將轄區內村會計盡數取締，但由此帶來一個問題：村民失去了對村集體財產的自治權

　　為什么村會計不能很好監督

　　來自村民的一句相同的疑問：“村里的錢都到哪兒去了？”當這種疑問在村干部處得不到及時、適當的解釋時，就會轉化為懷疑、猜測甚至偏見，導致村干部與村民陷入一種普遍的互不信任狀態中，有的還升級為舉報、上訪甚至武斗的激烈形式。

　　“村里的會計，都是由村領導任免的。”這就出現了一個簡單的邏輯：村會計要想保住飯碗，就不能過分為難村領導。換句話說，有時可能要配合村領導。

　　鎮會計就能監督嗎？

　　“村干部能腐蝕村會計，也照樣能腐蝕鎮會計。”一位村民這樣表示。有的村民甚至覺得還不如把賬放在村上，“以前亂歸亂，我還知道它亂成什么樣，現在放到鎮上，我都不知道賬是什么樣了。”

　　被指剝奪村民自治權

　　有人將這項改革形容為“頭痛醫腳”，“村民自治是一項基本原則，自治出了問題就應該解決自治的問題，不能因為自治效果不好就剝奪了村民的自治權。”

　　咱村上都出了哪些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位村干部將村辦企業交給兒子經營，后來通過股份制改造后企業成了兒子的，村里竟然還欠其兒子一屁股債，理由是企業嚴重虧損；

　　一位村干部攜全村黨員欲外出旅游，被村民阻截后謊稱經費來源于黨費，但沒過幾天，村民就在要報銷的票據里發現了一張旅行社開來的2萬元發票，正是那次號稱經費來源于黨費活動的預付費用；

　　一份牽涉村里幾百畝土地的轉讓合同，竟然“漏掉”了違約時如何承擔責任的條款，以致于對方在操作的過程中“如期違約”；

　　在某村已經消失了幾十年的拖拉機，竟然還在村賬上“活”得好好的……

　　李娜（化名）前些日子特別忙，除了偶爾去趟羊坊鎮的娘家，就呆在城南街道舊縣村的婆家，埋頭讀書。

　　7月2日，學會計出身的她在羊坊鎮經濟管理站報了一個招聘會計的考試，考試時間就在7月28日。

　　此次由北京市昌平區統一組織的考試，共招聘會計160名。

　　160名會計將被分配到將要成立的17個鎮（街道）會計服務所，為各鎮（街道）所屬的各個行政村管理財務、資產、合同，取代原來的村級財務。

　　這意味著，在昌平區存在了50多年的村會計，從此取消。

　　有人質疑，這種做法與村民自治原則背道而馳，是對村民自治能力不信任的表現。

　　財務上繳已成事實

　　事實上，早在2003年，李娜娘家所在的羊坊鎮，就已經沒有了村會計。

　　“村里的賬現在都在鎮農村會計服務中心，”羊坊鎮經管站站長邵繼周告訴記者。2003年，該鎮所屬的10個行政村，與鎮政府簽訂了一份委托合同，將村賬交給鎮上代管，叫“村賬托管”。

　　根據約定，各村要依收支規模的大小，交2000元至5000元不等的管理費，像西貫市和后白虎澗這樣的大村，標準是每年5000元。

　　按照這種方式進行財務改革的，昌平區當年共有278個行政村。

　　另外的34個村，包括李娜婆家所在的舊縣村，則選擇了另外一種改革模式――村賬雙審，即由村會計和鎮財務人員聯合對村集體財務進行審核。

　　“賬還在我們村里，”當被問及村賬雙審帶來的變化時，新上任的舊縣村村主任劉建保似乎印象不深。

　　“事實上變化不大，”昌平區經管站站長徐德清告訴記者，“村會計照樣保留，仍然由村干部任命。”

　　這顯然不符合當時改革的初衷，“區里當時的想法是，通過剝奪村干部對會計的任免權，改變兩者沆瀣一氣的局面，清除村干部腐敗滋生的土壤。”徐德清站長透露。

　　而在實行村賬托管的羊坊鎮，則出現了另外一些情況。

　　雖然管理費的收費標準在委托協議上寫得清清楚楚，“但根本就沒有收過，”羊坊鎮經管站站長邵繼周向記者透露，一方面是考慮到各村的經濟困難，另一方面，村上對交這個管理費也有抵觸情緒。

　　于是，錢只好由鎮上來出，但資金顯然不夠寬裕，“人員工資只有800塊”。這樣的待遇難以留住優秀的人才，鎮上現有的三位會計平均年齡有些偏大。

　　并且，三位會計管理10個村的賬務，有一位還兼做著其他的工作，人員顯得捉襟見肘。

　　“將要成立的會計服務所，我們鎮能分到6位會計，”邵繼周告訴記者，以前一個人負責4個村，以后負責2個就行了。

　　待遇也有所提高。在昌平區委農村工委、區農委《關于成立農村會計服務所的意見》中，規定會計服務所的經費由區、鎮（街道）兩級財政共同負擔。區財政提供崗位補貼，每個崗位每年運行費用20000元，不足部分由鎮（街道）財政負擔。

　　“他們說一個月給1000塊錢，”在報名現場，李娜從經管站工作人員那兒了解到這樣的信息，“四險一金都給上。”

　　錢看起來并不多，但對于李娜還是有一定的吸引力，她以前曾在一家私營公司做會計，很不穩定，“現在就想找一份穩定的工作”。在她看來，會計服務所正是這樣的工作。

　　李娜顯然還沒有完全了解這份工作的全部內涵，“就是記記流水賬嘛。”但區有關部門對這份工作的定義顯然要復雜得多。

　　“歸納起來說，就是1+4，”昌平區委農村工委副書記魏寶華這樣解釋這份工作的內容：“1就是村務公開，這是此次財務改革的核心；4是指配合村務公開的4個舉措，包括對村的資產、財務、合同以及村干部薪酬的管理。”

　　村會計時期的財務確實混亂

　　“這個想法來源于對一種現象的思考，”魏寶華在談到此次改革的動因時說，“現在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不滿卻增加了。”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村干部舉報的增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又與村務公開有關。

　　“大家的注意力正在從經濟層面轉到政治層面，要想讓群眾滿意，就必須解決村務公開的問題。”

　　但村務公開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不解決財務混亂的問題，村務公開就無從談起。”

　　對于村里的財務混亂，記者有一個感性的認識，在不同的村做不同的采訪時，都能聽到來自村民的一句相同的疑問：“村里的錢都到哪兒去了？”

　　當這種疑問在村干部處得不到及時、適當的解釋時，就會轉化為懷疑、猜測甚至偏見，導致村干部與村民陷入一種普遍的互不信任狀態中，有的還升級為舉報、上訪甚至武斗的激烈形式。

　　“村務不公開只是一個表現，其背后隱藏的是資產、財務、合同以及村干部薪酬的集體混亂。”魏寶華說。

　　在采訪過程中，記者從村民的口中了解到好多不可思議的事情：

　　一位村干部將村辦企業交給兒子經營，后來通過股份制改造后企業成了兒子的，村里竟然還欠其兒子一屁股債，理由是企業嚴重虧損；

　　一位村干部攜全村黨員欲外出旅游，被村民阻截后謊稱經費來源于黨費，但沒過幾天，村民就在要報銷的票據里發現了一張旅行社開來的2萬元發票，正是那次號稱經費來源于黨費活動的預付費用；

　　一份牽涉村里幾百畝土地的轉讓合同，竟然“漏掉”了違約時如何承擔責任的條款，以致于對方在操作的過程中“如期違約”；

　　在某村已經消失了幾十年的拖拉機，竟然還在村賬上“活”得好好的……

　　僅取締村會計是不夠的

　　“正是由于村干部的大權獨攬，才造成了如今這種混亂的局面。”這是從區領導到村民的一個共同體會。

　　“村里的會計，都是由村領導任免的。”舊縣村的一位村民告訴記者。

　　這就出現了一個簡單的邏輯：村會計要想保住飯碗，就不能過分為難村領導。換句話說，有時可能要配合村領導。

　　這種任命機制還產生了另一個結果：村會計資質要求不嚴，并且“大多數年齡偏大”，期望他們對村里的資產、財務、合同管理得很好，有點不切實際。

　　這一狀況也使得近幾年在農村中出現的村民民主理財小組的作用大打折扣。這一在村級民主事務中逐漸發揮作用的民選組織，職責在于對村里發生的一切公共收支票據進行核查，只有加蓋有民主理財小組專用章的票據才可以入賬。如果民主理財小組認為某一項支出不合理，則不給該票據蓋章，就不能入賬。

　　“出現過不能入賬的情況，”舊縣村一位村民代表透露，“這時村干部要作出解釋，如果解釋還不具有說服力，就要拿到辦事處進行裁斷。”

　　“我曾經為此道歉，”東貫市村村支書高玉強表示，“有些錢不能不花，比如過節時跟有關部門走走關系之類的事情，也是為了全村好，有時理財小組就是揪住不放。”

　　但理財小組的作用只有在與會計的結合中才能彰顯，因為理財小組是管“錢該不該花”，會計則管“票是否合法、齊全”，一個管內容，一個管形式，兩者結合起來才能形成有效的制約。

　　“鎮會計服務中心正好把村里缺失的會計這一塊給補上了。”某村村委會一委員表示。

　　昌平區經管站站長徐德清告訴記者，在鎮會計服務中心建成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對各村資產進行清核，包括銀行賬戶、庫存現金、有價證券在內的所有賬目都是核對和清理的對象，“弄清村里到底有多少錢”。

　　之后，根據清產核資的結果，對已確定歸屬關系的村賬內外固定資產、貨幣資產、債權債務以及其他資源性資產要逐一登記，分類歸檔，建立村集體資產臺賬，一村一本賬，以后集體資產的任何變動都要如實反映在這本臺賬上。

　　“我們計劃，到2008年年底前做完這項工作。”徐德清站長表示。

　　同時，各鎮（街道）會計服務所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會計法》和《北京市村合作經濟組織會計制度實施細則》的要求，規范會計科目的統一設置，制定賬務處理的統一標準，確保賬賬相符、賬證相符和賬表相符。

　　在合同管理上，各鎮（街道）要在今年年底前完成對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簽訂的各類合同清查的清查工作。清查的范圍不僅包括書面合同，也包括口頭合同、事實合同，“爭取不留死角”。

　　各鎮（街道）還要建立村級干部報酬管理臺賬，按月詳細記錄村級干部的報酬發放情況。

　　“以上這些工作完成以后，村務公開就變得非常簡單了。”徐德清站長認為。

　　按照昌平區委農村工委、區農委《關于加強農村集體財務管理的實施辦法》的要求，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應至少每季度公開一次財務收支情況，對于重要財務活動要及時逐項逐筆公開。

　　削弱了村民的自治權

　　有人打了個比方，這項改革對村民而言就是：自己家的錢必須委托別人管理，自己想花錢，還需要別人審批。

　　很多人擔心，這項用來限制村干部濫用權力的制度，會把村民的自治權利同時給抹殺了。

　　該項制度規定，村重大收支事項如出讓土地、出售固定資產、租賃、拍賣、入股以及大額度貸款和擔保等，需要上報鎮財務管理領導小組審批。

　　“對于想有所作為的村干部來說，可能會有一定影響，”舊縣村村主任劉建保表示，“審批說不準需要多長時間，有些機會可能會因此流失。”“這種制度更加適合于那些想得過且過的村干部。”

　　“就怕村民想做的事情做不了或者不能及時做，”西貫市村委會委員李友林也擔心，“村民的角度與鎮上的角度難免不一樣，當村民的想法與鎮領導的想法發生沖突時，聽誰的？”

　　按照區委農工委副書記魏寶華的理解，這項制度的精髓在于“決策在村，”應該由村民說了算；但同時又有“監管在鎮”，在多大范圍內監管，監管到什么程度，用什么方式監管，都是問題。

　　按照原來羊坊鎮的做法，村特大生產性開支及財產購置在5萬元以上（含）、非生產性開支5000元以上（含），需經村民代表大會集體討論，報經鎮經管站審批后方可執行。如此看來，村民代表大會的決議并不具有最終的效力，并且，由鎮上進行審批的項目范圍也很寬。

　　大部分村民覺得這項制度對村干部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但也有一些村民持懷疑態度。

　　“村干部能腐蝕村會計，也照樣能腐蝕鎮會計。”一位村民這樣表示。

　　有的村民甚至覺得還不如把賬放在村上，“以前亂歸亂，我還知道它亂成什么樣，現在放到鎮上，我都不知道賬是什么樣了。”

　　還有人將這項改革形容為“頭痛醫腳”，“村民自治是一項基本原則，自治出了問題就應該解決自治的問題，不能因為自治效果不好就剝奪了村民的自治權。”

　　自治問題顯然已經超出了李娜的關注范圍，這位20多歲的姑娘現在只關心此次招聘的公正性，“原來鎮上的會計是否會得到照顧？”

　　記者從徐德清站長那兒得到的回答是，“照顧只有一項，一般人年齡上限是40歲，他們是45歲。”

（中國新聞周刊　　2007-8-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