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聯合國開發署在北京發布《中國人類發展報告：邁向低碳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未來》，建議在碳減排成本不高、甚至成本為負的部門引入低利率碳稅制度，將所得收益作為補貼幫助最新技術的研發。

　　“碳稅的確較碳交易更較適合中國，”斯德哥爾摩國際環境研究所副主任李來來于曼谷接受本報記者電話專訪時表示，但如何征收碳稅是重要命題�！懊绹�民眾對經濟前景的不安情緒和失業率高企，導致美國在碳稅問題上的搖擺和推延，要說明的是征收碳稅對經濟肯定有所影響，因此歐洲和美國在是否開征碳稅前，均會進行非常精密的計算。我們也一定要把賬算得很細�！�

　　2009年，斯德哥爾摩國際環境研究所以及經濟50人研究小組便建議，與其讓外國征中國商品的碳稅，不如由中國主動征收碳稅，按照WTO規則，美國無法對此進行雙重征稅。據記者了解，斯德哥爾摩國際環境研究所此前曾向中國政府遞交了一個碳稅設計方案。

　　不過，碳稅之于企業成本的影響仍缺乏數據。標普全球碳市場總監Michael Wilkins向本報表示，在此前針對513家接受標普評級的歐洲企業進行調查后，發現約40%的反饋企業表示，已經將碳成本完整地反映到其財務聲明與年度報表中。但有同等比例的企業仍未對其碳成本進行計算，還有約20%的企業開始了解其碳成本。

　　Wilkins表示，針對亞太區發行企業債融資的企業的碳敞口調查，尚為空白。

　　碳稅？碳交易？

　　“碳交易正變得過時。”于今年2月發布的一份碳金融報告中，花旗的主題投資分析師Meg Brown如是斷言。

　　李來來認為，碳交易現在的問題比較大，中國對其也比較陌生，僅僅通過清潔生產機制(CDM)邊緣性地參與碳交易市場。“2008年初級CDM僅占全球碳交易量的12%，所以說是邊緣性的，占比很低�！�

　　除了碳交易方面缺乏經驗，國際碳交易市場不承認發展中國家的非量化減排承諾，中國的減排行動除了通過清潔發展機制之外，不能直接參與國際碳交易，故從國情出發，碳稅較合適中國。同時，排放強度指標也應得到承認――以中國的降低排放強度承諾為例，根據這一目標以及“十二五”計劃的減排指引，是能在某一個時間段實現排放量絕對值的減少的。而且降低排放強度指標越高，這一天就會越快到來。

　　Brown補充，現時看，未來三年除了歐洲ETS以及現存的CDM參與方，碳交易看不到太多擴容的可能性――美國的Kerry-Boxer氣候法案在遭到共和黨贏得麻省選舉被冷落之際，澳大利亞對碳總量限制-交易制度的懷疑論亦由此被重新燃起�！爸挥腥毡驹诮衲暄永m了對碳總量限制-交易的承諾，宣布了將收緊當前自愿減排計劃的一個強制性體系�！�

　　碳交易體系最新遭遇的挫敗，是3月24日法國總理菲永在執政黨人民運動聯盟議員第一次集會上宣布，政府將放棄碳稅，以避免人為拉開與德國的經濟競爭力差距。

　　然而李來來表示，碳稅即使開征，亦并非意味著CDM機制之于中國不再重要。她建議，在研究碳稅的同時，中國可以為目前仍不熟悉的碳交易做準備，未來進入其中。

　　經濟成本賬

　　“碳稅承擔著沉重的期望�！备绫竟�根會議期間，德意志銀行經濟師Sebastian Kubsch發布的研究文件指出，碳稅的融資與導航效應需要取得平衡，因為若碳稅能運作，基本上企業的收入將下降。

　　“為符合碳排放管制規定，我們的調查顯示短期對企業的財政沖擊整體而言是良性的。有60%的反饋企業表示碳排放的合規成本現時影響正面，而且他們預期這種正面影響將在未來3年得到保持�！盬ilkins說。

　　但他提醒稱，當歐盟的ETS第三期在2013年實行后，大部分的行業均預期其碳成本將轉向負面。

　　標普的數據顯示，對未來4－6年碳成本的沖擊持負面態度的企業，幾乎兩倍于對這一成本持樂觀態度的企業。值得指出的是，標普的調查沒有針對企業對碳稅和碳交易態度的差異。

　　穆迪投資者服務位于悉尼的助理分析師Jillian Allen告訴本報記者，澳大利亞政府在3月首周公布了首份該國主要的碳排放企業名單，美鋁澳洲位列“非直接排放企業”榜首。隨后該公司宣布，若面臨澳大利亞政府計劃中的ETS的嚴厲懲罰，公司將被迫縮減或關閉設施。

　　標普的調查則顯示，目前的數據只是冰山一角。由于目前缺乏針對ETS和歐盟碳允量的會計報告詳細指引，Wilkins認為，導致一些企業遲遲不評估其碳敞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