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富士康發生“第七跳”前的5月3日，陜西省商洛市洛南縣農村信用聯社女會計楊某墜樓身亡的消息占據了當日《西安晚報》近半個版面。

　　有敏感的會計人在日志里寫道：“賬務清楚的楊某，還有什么理由去跳樓呢？”一句簡單的質疑，似乎“剝奪”了楊某因私自殺的權利。事實上，會計人尤其是基層會計人，正面臨著一種財務流水線上的迷失。

　　虛擬的人文關懷

　　“我在富士康財務部門工作的時候，一般深夜12點才能回到宿舍，早上7：50就開始在辦公室緊張地工作了。”在富士康“十二連跳”發生后，曾經在富士康深圳廠區工作過的女孩小櫻（化名）這樣回憶自己那段不易的工作經歷。

　　小櫻在畢業那年曾被富士康拒之門外，理由是小櫻在描述富士康是什么樣的企業時與富士康網站上給出的答案完全一致，毫無新意。“一個財務部最初級的會計，有必要對這個問題理解得那么深刻和豐富嗎？”小櫻不解，但這并不妨礙她繼續追隨這家已經連續5年躋身《財富》全球500強的臺資企業。第二年，小櫻如愿進入富士康。

　　與其他企業一樣，新入職的員工都有部門的“老人”帶。第一天，小櫻的師傅抱給了她一大堆材料，讓她試著審核其中的數據是否正確。這是一堆用A4紙打印出來的材料，足有一米高，用皮筋扎成捆擺放著，以前小櫻在國內小私企實習全盤賬目的時候，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大量的、粗放處理的財務資料。

　　小櫻認為，不同的材料都需要 用回形針或者長尾夾夾住，而小櫻如果用多了長尾夾，就會被師傅教訓：“哪里有這么多的夾子讓你用？”為此，小櫻曾專門就如何少用夾子向一位同班同學討教。

　　后來，小櫻才知道，她所做的審核工作只是其工作的一小部分。

　　在富士康的財務部門，“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工作，這比在私營企業做全盤會計要難得多，因為數據多怕出錯，材料多怕丟失，且人際關系微妙，我當時的想法是，寧愿回到小私企。”“材料上的每個數據都關乎到錢，要絕對認真，還要核對處理該材料的人是否簽過名。一旦查到問題，財務人員可以上報，這樣會有金錢的獎賞。”盡管金額不多，但對于新人來說，這也不失為一種既鍛煉自己工作能力又能賺外快的好方法。第一次上報時，小櫻查出了好幾處錯誤，但很快她就聽到同事們在議論，“你能查到這些，是運氣好。”小櫻不解，難道這也能成為別人的“嚼頭”？她的壓抑和對同事的畏懼，在類似這樣的小事件中逐日累積，工作和人際關系兩方面的壓力讓小櫻喘不過氣來，她早已無暇關注那點可憐的獎賞。

　　初來乍到的小櫻很想利用吃飯的時間與師傅多交流，但當她熱情洋溢地走到師傅坐的桌前時，師傅的一句“這里已經有人了”讓她覺得萬分陌生。在宛如廠房般的食堂里，師傅成了小櫻眼中眾多“最熟悉的陌生人”之一。

　　“核算機器”與“閃電打擊”

　　小櫻每次交上去的材料，約有20厘米厚，其中要蓋幾十個章。重復性的工作讓她遺漏蓋章的毛病愈發嚴重。

　　在她交給主管的單子中，有一 次終于被發現有未蓋章的情況，第一次，她接到的是警告，主管將幾份沒蓋章的文件放在桌上，板著臉讓小櫻補蓋。

　　此后的第二次遺漏，則引發了主管如暴風雨般的教訓，“你要是再這樣……”主管總是省略后面的半句，但小櫻明白，“再這樣，就走人”的邏輯。
“財務的每項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重復，其中的財務核算重復性最強。只需按部就班地按照準則核算單據就可以過關。大企業還好，畢竟有崗位輪換制度，中小企業里一項工作歸一個人管，有時真的會感覺自己已經成為核算機器，盡管十分熟悉，卻時刻擔心出錯，一個數字起碼核算3次，快得強迫癥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企業會計人抱怨道。

　　北京天洋控股有限公司的財務總監韓國良，雖然少了基層會計人重復性勞作的枯燥，卻同樣背負著與其職位相匹配的融資壓力。

　　“年初，我對公司財務管理的定位是，如何更好地參與投資決策，如何讓投資決策符合公司的戰略，并且我預計，經過近20年的發展，公司今年將有大量的資金沉淀。可關于房地產的幾個政策突變像刀片一樣劃下來，將年初的定位全部打亂，我們的投資年變成了籌資年。節奏全亂了！”韓國良說。

　　原本很開朗的韓國良，在近3個月的時間里變得不愛說話、煩躁，下屬向他咨詢或求教相關事宜，得到的再不是平時耐心的循循善誘，“實在沒有精力去考慮其他問題，現在提到融資，我的頭就有兩個大。” 不做假不晉升？

　　在調查中，記者發現，“領導要求會計人為企業做假賬”成為會計人心理壓力的主要來源。

　　“中小企業兩套賬的現象早就算不上秘密了，會計人員時刻面臨職業道德和法律制度的考驗。”上海某大型地產公司財務總監郝云建立了一個財務人員的QQ群。但每隔一段時間，就有成員在這個群里請教如何做好兩套賬。對自己的QQ群已變為交流“下三濫”財務經驗的場所，郝云很是不滿，不到1個月時間，他就把10名熱衷于探討“兩套賬”經驗的成員從群里“請”了出去。

　　在“職業小會計”吳勇（化名）看來，會計人員之所以選擇做假賬，除了“無知”老板的無理要求以外，職業競爭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吳勇之所以稱呼自己為“職業小會計”，是因為他已經在會計崗位上工作了10年，且一直處在最基層，沒有“爬”上去過一次，“有這樣的結果，就是因為我不做假賬。”10年間，因不愿順從老板提出的做“兩套賬”的要求，吳勇6次跳槽，“很巧，我都是在這幾家企業成立之初去應聘的，開始老板都很謹慎，要求我嚴格做賬，但漸漸地老板摸索到可以投機取巧的方法，無理的要求也就多了起來。

　　最初，我對會計工作的現狀感到很灰心，對第一個老板說辭職的前晚，根本睡不著，既怕丟了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又不想跨過自己的道德底線。”比起自己同在會計領域的同學，吳勇說自己運氣最差、薪水最低、脾氣最臭。去年，兒子的降生，讓吳勇倍感生活的壓力之大。

　　“你不做假賬，有的是人做。”這句前任老板甩下的話在吳勇心里起了化學反應，“我何必裝清高呢？我要生活。”吳勇想開了，他要從第七家企業開始往上“爬”，當然，第一步要從做假賬開始。

　　吳勇的思想“轉變”或許正是我們最不愿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