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民高度參與稅改的風口浪尖，中央財經大學財政學院近日發布《中國稅收風險研究報告》，再次對中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發出了“過高”信號。

　　此前，包括政府部門、學術機構、咨詢公司等都公布過關于宏觀稅負水平的測算，由于選擇的測算口徑各不相同，得出的結論也各不相同。

　　上述中央財經大學《報告》指出，按照包括稅收在內的各類政府收入的全口徑計算，中國目前宏觀稅負水平高于大多數中上等收入國家。

　　據中央財經大學一名稅務專家介紹，1978年改革之初，中國曾將降低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作為改革的目標，財政收入占GDP比重也在1994年達到最低點，而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財政收入占比進入持續高增長期，現在已經接近1978年的水平。

　　“這不禁讓人產生國家的資源配置格局出現‘體制復歸’的擔心。”上述專家表示。

　　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此前亦撰文指出，在經過十幾年的財政收入比重提升后，中國已經到了需要重新審視資源配置格局，并重新評估宏觀稅負目標取向的時候了。

　　非稅收入拉高宏觀稅負

　　據社科院財貿所財政室研究員汪德華介紹，計算宏觀稅負的口徑至少有四個，即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最小口徑)、稅收收入加社會保障費收入占GDP比重(小口徑)、財政收入(一般預算收入)加社會保障繳費收入占GDP比重(中口徑)、全口徑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大口徑)。

　　按照最小口徑計算，2010年中國完成稅收77390億元，占同期GDP比重19.4%，比2007年的17.8%上升近1.5個百分點。

　　對比經合組織(OECD)21個國家2007年同樣口徑計算的宏觀稅負水平，平均比重為26.9%，則中國的稅收占比低于國際水平。財政部亦主要按照這個標準解釋“中國的宏觀稅負實際偏低”。

　　而按照小口徑計算的稅負水平則更低，2007年，上述OECD國家的社會保障稅占GDP比重由1965年的5.4%上升到了10.1%，而人社部公布的中國2008年五項社保基金占GDP比重僅為3.9%。

　　“社保收入占GDP比重偏低是中國小口徑宏觀稅負水平較低的主要原因。”對此汪德華解釋。

　　抬高中國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的“功臣”是各種明目繁多的非稅收入――各種預算中非稅收入、政府性基金、土地有償使用收入、和預算外收入等。

　　《2011年預算報告》中顯示，中國2010年各項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五項社保金收入共計54987億元，占當年GDP比重13.8%。

　　宏觀稅負水平過高？

　　對比之下2007年26個OECD國家非稅收入占GDP比重的加權平均值僅為5.4%。

　　上述政府性基金中的土地出讓收入中，有15644億元用于征地、拆遷補償以及補助征地農民支出，除去這一塊的才為政府凈收入，再加上公共預算收入的83080億元等，2010年全口徑政府收入為122423億元，占GDP比重30.7%。

　　汪德華表示，我國目前總體宏觀稅負水平與韓國的政府收入占GDP比重基本相當，但韓國2010年人均GNI(國民總收入)為2.0759萬美元，中國2010年人均GDP水平約為4500美元，考慮到人均國民收入水平差異，中國目前的總體宏觀稅負水平并不低。

　　稅收高增長的制度因素

　　除了非稅收入，近年來稅收收入的高增長，也存在制度性因素。

　　上述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專家介紹，國內現行稅制在其誕生時就預留了很大的“征管空間”。

　　1994年分稅制改革時為了保證既定稅收目標的實現，在稅制的設計上留有余地，從而使得法定稅負和實際稅負在1994年稅改時形成了巨大的差距。

　　社科院財貿所財政研究室主任楊志勇表示，稅收收入高速增長其實就是在縮小這個差距，“依靠稅務機關不斷加強征收，稅收同時從經濟增長和征管空間中獲得增長的動力”。

　　此外中央財經大學《報告》亦指出，目前宏觀稅負的主要問題還在于福利和稅收的不匹配，財政支出對于教育、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等支出的比重對比國際水平仍有差距，從而造成納稅人對稅負水平的觀感產生了偏差。

　　根據社科院財貿所發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10/2011》，中國目前全口徑財政支出中，教育醫療、社保就業占GDP比重約為10.6%，而按照“十二五”規劃的要求，這個比重應達到發達國家上世紀60年代的水準，即至少還需要提升3個百分點。

　　此外，也有財政專家亦指出，需加大財政轉移性支出的比重，有利于直接惠及納稅人。

　　社科院財貿所研究員馬?認為，政府承擔的資源配置職能范圍過廣，而政府應當承擔的再分配功能受到了擠壓，轉移性支出處于較低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