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末，有媒體報道稱，增值稅“擴圍”改革將于近期率先在上海市試點，試點只在交通運輸業推行。8月初，又有媒體援引國稅總局官員的話認為，增值稅改革今年不會有實質性進展。

　　今年3月全國兩會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對于改革和完善稅收制度，提出“擴大增值稅征收范圍，相應調減營業稅等稅收”。此即增值稅擴圍改革，具體是指將目前一些征收營業稅的行業，改為征收增值稅，納入增值稅抵扣鏈條，消除重復征稅，從而降低這些行業的稅負水平。

　　據《中國經濟周刊》從權威人士處獲悉，自2009年以來，財政部、國稅總局已展開關于增值稅“擴圍”的研究和實踐，目標是將目前繳納營業稅的一些交易活動納入增值稅的征收范圍，將增值稅的法律層級從暫行條例提高至法律，在某些服務行業試點，某些勞務出口適用零稅率，給予金融業特殊政策等等。

　　參與增值稅“擴圍”咨詢建議的畢馬威中國稅務合伙人盧奕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增值稅和營業稅兩稅合一的問題，國家稅務總局一直在考慮，以后可能推出來或將更名為‘貨勞稅’，增值稅主要針對貨物，營業稅主要針對勞務，這將為服務類企業在流轉環節解決重復征稅的問題。”

　　業內人士認為，推進“貨勞稅”的出臺有利于緩解目前較高的企業稅負和個人稅負，進而從稅收角度幫助我國經濟完成從固定投資向內需消費的結構調整。

　　企業賦稅占稅收收入85%

　　“我們國家的稅種基本上都與企業有關，就連個人所得稅都是企業代繳的，”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王朝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我國，企業賦稅占稅收收入85%，因此企業稅收在我國財政收入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主體。中國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的收入可以說都是靠企業干出來的。”

　　據財政部財科所統計顯示，在我國與企業相關的稅種高達15項，包括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關稅、車輛購置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房產稅、城市維護建設稅、車船稅、印花稅、契稅、耕地占用稅。

　　值得注意的是，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營業稅、進口產品消費稅是大頭，分別占到全國財政收入的29.3%、18.2%、12.4%、12.1%(根據2008年的數據)。

　　“從世界范圍來看，發達國家征收直接稅的比例比較高，而中國是相反的。”盧奕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我國，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都屬于間接稅，比重比較高，給企業造成了很重的負擔。”

　　在我國，普通民眾往往很難知道日常生活中自己究竟繳了多少稅。與海外消費不同，在國內購買商品時，稅和商品價格并未明確標出，很多人在不知不覺地繳稅。對于大部分人來說，在工資單上的個人所得稅或許是最熟悉的稅種。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所有的稅收種類中，個人所得稅的占比并不高，世界上大部分稅收與企業有關，而我國的企業賦稅比重可能更高，而企業的稅收成本通過商品轉移給了終端消費者。”

　　事實上，終端消費者所承擔相當一部分稅款來自于存在重復計收的營業稅，而該稅種涉及交通、建筑、金融保險、郵電通訊、文化體育、娛樂、服務業等方方面面。增值稅向營業稅“擴圍”的目的就是減稅。

　　稅收大盤子不好補

　　據《中國經濟周刊》從知情人士處了解到，原本計劃于2013年完成的增值稅“擴圍”改革又將推遲。

　　目前增值稅是我國財稅體系中最主要的稅種之一，而營業稅的比例也不低，財稅部門擔心如果將營業稅納入增值稅抵扣鏈條可能會影響全國稅收的大盤子。

　　王朝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如果減輕企業負擔就要考慮財政的承受能力，企業稅收一減輕，85%的稅收收入就會減少，而且無法通過增加其他稅收來彌補，這是企業無法減稅的重要原因。

　　自1982年開始，國務院就多次發文要求減輕企業負擔，近年來包括增值稅改革、暫免利息稅等財政讓利舉措也接連出臺，但企業稅負環境不但沒有改善，而是進一步在加重。

　　據財政部財科所相關人士統計的《1998―2009年國有企業及其他類型企業宏觀稅負比較表》顯示，在這12年中，無論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私營企業還是港澳臺商投資企業的稅負都出現了上升，分別從1998年的27.26%、18.91%、16.83%上升到了30.33%、19.91%、19.92%。

　　實際上，除了財稅部門擔心大盤子減少之外，難以協調的中央和地方分享制度也是一大難題。增值稅由國稅負責征收，稅收收入中75%為中央財政收入，25%為地方收入，而營業稅屬于地方稅，如果營業稅效仿增值稅采用銷項稅額減去進項稅額征稅，勢必會對地方稅收產生一定損失，而這一部分的稅收損失是地方承擔還是中央來補貼成為改革一大難點。有人測算，如果上海在交通運輸業推行增值稅“擴圍”試點，上海市當年稅收收入將減少100億元。

　　除了增值稅“擴圍”和營業稅進行合并方案正處于研究階段之外，增值稅稅率的降低也是增值稅改革的目標之一。中國17%的增值稅水平在國際上屬于較高的水平，除了歐盟20%稅率之外，美國和日本的發達國家增值稅稅率都不高。

　　如果增值稅稅率出現下調，我國的稅收收入將減少，如何才能解決政府收入減少的問題？據知情人士透露，國稅總局正在醞釀效仿歐美發達國家的方法，即以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成為征稅主體，形成以直接稅為主的財稅體系。

　　誰為中國的直接稅埋單？

　　從1994年到2010年，我國的宏觀稅負負擔不斷提高。1994年我國稅收占GDP比重為10.64%，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為10.83%，而到了2010年，上述兩項數據分別上升到了18.39%和20.88%，其中稅負增加主要是由企業來埋單。

　　王朝才認為，發達國家宏觀稅負的演變從上個世紀60年代以來都是上升的，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服務功能越來越多，伴隨著人口老齡化，歐洲國家80%的稅收用于養老、醫療、教育、就業等民生花費，而我國稅負情況也無法逃脫瓦格納定律。

　　瓦格納定律，即隨著經濟的進步和增長，公共開支的份額會隨之增大，而且公共開支增長的幅度要大于經濟增長幅度。

　　美國知名雜志《福布斯》推出的2009年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中國內地緊隨法國之后，位居全球第二。

　　“目前中國的企業所得稅已經屬于中間偏高的了，”盧奕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但直接稅代替間接稅是大趨勢，即增值稅、消費稅和營業稅等流轉環節的稅收比重過高，未來中國的稅源應該盡量用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

　　實際上，我國25%的企業所得稅處于中等水平，美國達到了35.5%，法國為33.33%，英國為30%，德國為25%，日本為30%，而個人所得稅采用超額累進制計算，最高上限45%在國際上已經屬于很高。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在直接稅中，無論是企業所得稅還是個人所得稅都存在稅基太窄的問題，某些企業或個人存在偷逃征稅的情況，特別是個人所得稅的征稅存在稅基太少、稅率太高的問題，導致大量城市普通工作者成為征收對象，而真正的高收入人群通過各種手段偷逃稅款或根本沒有被納入其中。

　　營業稅是如何重復征收的

　　一家企業要上市，將中介業務一并交給一家咨詢公司來做，合同總額為900萬元。咨詢公司將業務分包，其中律師費300萬元，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等費用230萬元，稅務顧問費用130萬元，咨詢費240萬元。咨詢公司按照900萬元給客戶開發票，而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等分別按照自己取得的收入開發票給咨詢公司。

　　總額為900萬元的中介業務，由于業務分包導致了參與各方實際申報營業稅時的稅基為900萬元+300萬元+230萬元+130萬元=1560萬元，有660萬元的營業稅是重復繳納的，按照5%的稅率來算，多交營業稅達33萬元，這還沒算城市維護建設稅等附加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