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個部門費用增加近7000萬元

　　記者 王濤 北京報道

　　與去年相比，今年中央各部門“三公”經費總支出中，公務車購置及運行費和公務接待費均有所下降，唯有因公出國(境)經費(即人們俗稱的公費出國)增加。初步統計，在已公布“三公”支出數據的94個中央部門中，有51個部門增加了因公出國(境)經費，共計近7000萬元。

　　對于不降反升的因公出國(境)經費，公眾的一貫疑問是：官員因公出國花了多少錢？出國到底做了什么？而專家表示，不排除有些部門公布的數據有人為縮小的可能，而公開不應僅僅只限于數據，還應該包括績效考核等方面的內容，并要嚴格制定相關標準。

　　公費出國不降反升

　　截至8月16日，粗略統計，已公布的94個部門去年因公出國費用達14.5億元，其中，國家體育總局和中科院因公出國費用雙雙過億，分別為1.54億和1.13億元。

　　一些部門因公出國費用占比較高。商務部2010年“三公經費”財政撥款支出6171.41萬元，而因公出國(境)費用5798.39萬元，約占94%。國家人口計生委去年“三公經費”支出927.2萬元，其中因公出國(境)支出470.54萬元，占比也達五成以上。

　　根據財政部此前公布的數據，2010年中央本級，包括中央行政單位(含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和其他單位用財政撥款開支的因公出國(境)經費為17.73億元。值得注意的是，與2010年決算相比，今年中央本級“三公經費”財政撥款預算中，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公務接待費比上年都有所減少，但因公出國(境)經費卻比上年有所增加。

　　在已公布“三公經費”數據的中央各部門中，有51個部門今年因公出國費用預算數上漲，開支增加近7000萬元。國家體育總局、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工業和信息化部、財政部、科技部、國家稅務總局、知識產權局、衛生部、國家林業局、國土資源部、海關總署、水利部、證監會、全國政協、監察部、殘聯、電監會等部門開支增加超過百萬元。其中，海關總署今年公務出國開支增加1518.13萬元，國家體育總局開支增加1136.01萬元，增加較多。電監會去年因公出國花費70.06萬元，今年的預算數為181.61萬元，增幅高達159%

　　不僅中央單位如此，一些地方政府曬出的“三公”經費明細表明，地方政府一些部門因公出國的費用也呈上漲態勢。以北京為例，截至8月15日已公開“三公經費”的44個部門中，有22個部門2011年因公出國(境)費預算數比2010年因公出國(境)費決算數增加，藥監局、文化局等部門增幅較大。

　　在中央各部門和各地方政府公布“三公經費”的過程中，部分官員也開始“透露”自己的出國經歷。7月底，網友在論壇發表了一篇名為《四川一市長向中央記者夸耀“我去過60多個國家”》的帖子引起較大關注，該帖援引一則新聞說，宜賓市一位副市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自己去過60多個國家。

　　官員熱衷出國引質疑

　　隨著各類出國數據的公布，質疑聲此起彼伏。國家人口計生委出國費用高昂一事便飽受爭議。有網友表示，中科院出國費用高或許是為了考察高科技，商務部出國多是為談生意，但國家人口計生委花那么多錢出國，是為了做什么呢？也有專家質疑，中國作為世界上少有的實行計劃生育的國家，難道計生委頻頻出國是去國外宣傳我國的計劃生育經驗？

　　至于去過60多個國家的四川宜賓市副市長，人們則有更多的猜測，一個副市長去這么多國家，是公款還是私人行為，如果是私人行為，他的收入能支撐那么高費用嗎？如果是因公出國，什么公務能“去過60個國家”？是不是借機公款出游，亂花納稅人的錢？

　　專家表示，這說明我國在因公出國領域存在諸多亂象。“有些部門、機構找個理由就出國的現象很普遍。”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接受《經濟參考報》采訪時表示，近年中央加大查處不合規公費出國力度之后，以考察的形式出國相對有所減少，但以各種學習、研討、交流形式層出不窮，而且數量更大，有些地方還把達到一定規模的干部出國培訓作為政績進行宣傳。美英一些大學甚至把中國的官員培訓作為一個產業來做。

　　一直關注預算公開的公共預算觀察志愿者吳君亮告訴《經濟參考報》記者，目前公款出國的亂象有幾種表現：一是不需要出國的卻出國了，或者編造理由出國，這在他們行內叫“編個筐”。二是出國的人數多過需要的人數。有時明明一兩個人去就可以了，非要搞一隊人馬去，這在他們行內叫“搭個車”。三是出去喜歡繞彎，去一些不需去或不該去的地方。本來去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就行了，但就是要多去幾個城市，甚至多去幾個國家，這在他們行內，叫“剎一腳，繞個彎”。吳君亮說，有些地方甚至把出國作為一種待遇，每年都去享受。

　　因而今年3月，監察部有關負責人在一次制止公款出國(境)旅游專項工作部際聯席會議上提醒說，禁止公款出國(境)旅游的任務依然艱巨。該負責人表示，近些年來，一些黨政干部以公務為名，巧立名目公款出國(境)旅游，耗費了國家大量資財，嚴重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經濟參考報》記者了解到，近年來國家有關部門也一直致力于規范公款出國(境)行為。早在1989年中辦、國辦就曾印發《關于嚴格控制領導干部出國訪問的規定》。隨后，有關部門相繼發布《關于加強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出國(境)管理工作意見》、《關于進一步加強黨員干部出國(境)管理的通知》、《關于進一步加強因公出國(境)管理的若干規定》、《關于堅決制止公款出國(境)旅游的通知》等文件，旨在限制出訪團組數和人員數量、在國(境)外的期限、禁止一般性考察或重復考察等。

　　應有嚴格標準和績效考核

　　目前公費出國暴露出的種種問題表明，公款出國的數額到底有多大、公款出國的官員在國外到底做了什么還很難說清。“這充分透露出預算公開的必要性”，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認為，預算公開不僅僅是公布一個數據，還應該包括績效考核問題，為什么要出國，出國以后的結果以及對改善自身工作帶來的效果等，這些都應對納稅人有一個交代。

　　“僅就預算內來說，中央公布了因公出國的年度消費是多少多少，但老百姓根本沒法監督是合理還是不合理，是必要還是不必要。這就提出一個問題，即對三公消費的合理性的判斷要細化。”竹立家說。

　　而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馬國賢則對《經濟參考報》記者介紹說，有些“三公經費”雖然已經發生，但未必列入會計支出，如“企業請客、官員出國”等。另外，由于“三公經費”中，如出國(境)支出并無相應的會計科目，部門公布的數據來自統計，“這就不能排除有些部門公布的數據有人為縮小的可能。”為此，他建議，如果要長期監察，財政就必須改革會計核算體系，設置會計科目，并列入決算，同時，允許媒體或公民能通過申請公開，自由地獲得各部委有關信息，才能發揮公民的監督作用。

　　馬國賢表示，此次國家第一次公開“三公經費”信息，意義不能低估。但是，至少到目前，公布的包括因公出國在內的“三公經費”尚無法作為監督依據。這主要是因為“三公經費”的概念不夠清晰，統計范圍尚不夠嚴密，比如，部級機構的經費與部級下屬“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的經費就不是同一概念。其次，“參照公務員管理的事業單位”是很含糊的概念，只有統計并公布到單位才具有研究和評價價值。

　　吳君亮建議，今后不僅應制定嚴格的標準，比如什么情況下可以出國，人員標準等等；而且預算中要體現出來，要有詳細的解釋，另外，決算時還要有明細。

　　李煒光也認為，預算公開不只是一個形式，更是某種機制的轉換。目前，要做的是如何不在這個層面徘徊，而是繼續往前推進。在他看來，完善機制首先是法制，目前我國的法制體系尚未建立，《預算法》中關于預算支出，特別是三公支出應怎么公開、以何種形式公開、何時公開、公開之后如何問責、如何考核績效等都有待明確。再者應提高公共管理及審計水平。此外還要使公眾參與渠道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