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決定，中央各部門要公開本部門2010年度“三公”經費決算數和2011年“三公”經費預算情況。之后又要求地方政府及其有關部門要比照中央財政做法，公開政府財政總預算和總決算。然而，在90多家中央部門公布了“三公”經費數據后，地方政府的“三公”經費公開卻沒有跟上步伐。(《經濟參考報》9月15日)

　　向社會公開“三公”經費是打造透明政府的必然，然而地方政府總會找到各種理由拒絕或者拖延。讓人奇怪的是，在這樣一個歷來講究中央權威，講究令行禁止“上行下效”的國度里，為何頻頻出現像這樣執行政令大大折扣的情況。其中緣由，是上面操之過急，還是下面牽扯著錯綜復雜的利益糾葛，存在著較大的執行阻力？一味用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宏大哲學命題來為看似一臉委屈的地方政府解釋個中緣由，實在難以讓人心服口服。中央與地方的這種現實情況，或許又是政治學上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在政府的各種行政行為中，隨著經濟發展而節節攀升的“三公”經費一再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當國家加大懲治腐敗的力度，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后，民主意識漸漸覺醒的人們不再滿足將目光僅僅盯在那些巨貪上。在現實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拉大，公平正義一再被人褻瀆、少數人侵占著公共資源、民眾的焦慮情緒普遍上漲的情況下，人們不自覺地以更加挑剔的眼光看待政府的各種行政行為，畢竟政府掌握著最多的公共資源和公共權力。“三公”經費作為政府履行行政職能，實施各種行政行為的必要物質保障，稍不注意，就會成為少數人的變相福利，自然而然也就會引起人們的格外關注。民眾對諸如公車私用、超標準公款接待、公款旅游以及公款私用等現象的激憤也是由來已久。

　　中央各部門率先向社會公開本部門的“三公”經費預決算情況，是一種態度，表明的是一種決心，彰顯的是一種魄力和坦誠。這種態度和行為在相關“三公”制度尚未形成，操作程序尚未規范，而民眾又普遍渴望知情的情況下顯得難能可貴。這種態度和行為是以君子坦蕩蕩的胸襟，踐行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執政理念的具體行動。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不管你公不公開，民眾都關注著，并不是說公開了，老百姓的猜疑和質疑就沒有了，只是公開了，工作便主動了，更加有利于政府和民眾在相關問題上的溝通與交流。遺憾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并沒有這樣的胸襟和坦誠，也沒有這樣的魄力和決心。

　　但是，不管是從哪方面講，公開“三公”經費是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進程中不可逆轉的趨勢。只是在目前階段，公開要求尚未以法律形式確定，公開的范圍、標準、程序以及監督問責等還未形成一套完整的機制，以至于出現各地政府動作不統一的情況。

　　總而言之，建立政府信息公開和公正有序行政管理體制，讓民眾、政府、媒體等共同參與推動公共權力公開透明的運行，絕不是放在嘴邊的一句空話，它需要具體的實際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