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10年間，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然而“成長的煩惱”隨之而來，經濟潛在增速趨降。筆者認為，從發展經濟理論和經驗來看，在當前的收入水平基礎上，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自主轉型內在動力充足。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人們將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期下調為8%左右。然而，2001-2010年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相對最快也最平穩的10年。經濟學家們從科布-道格拉斯函數分解測算出增長的源泉：2001-2010年的GDP增長，大約11%來源于人力資本和勞動力投入，24%來源于全要素生產率提高，65%來源于資本投入。此期間GDP年均增長10.4%，實際資本投入年均增長約15%，無論是從增速還是對GDP增速的貢獻，都是1979年以來最高的水平。

　　高儲蓄、高資本投入促使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2001-2010年，企業、政府收入增加致使其資本投入大增，同時人口結構變化即人口紅利增加（人口撫養比率由48%持續下降到33%），既迅速增加了勞動力數量，也擴大了儲蓄和資本積累。此期間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主要來自于經濟對外開放程度提高，后者對GDP增長貢獻度達到10%，為3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而市場化對GDP增長貢獻度僅為8%左右，下降到3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展望未來，經濟潛在增速趨降。一方面，勞動人口比率升勢減緩甚至下降。中國人口撫養比可能在2013年達到最低后回升，總勞動力數量也可能在2015年達到最高后下降，這些變化既影響勞動力供給，也影響儲蓄和資本投入。另一方面，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降低的可能性較大，主要是經濟的開放程度和市場化程度進程都在減慢。

　　中國人均GDP從2000年人均900美元的較低收入水平提高到2010年的4500美元的中等收入水平，但隨之帶來的是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擔憂。未來中國能否順利發展到人均1.2萬美元的高等收入水平，還是徘徊于人均4000-7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陷阱？現實擔心的問題有以下幾點。一是收入分配差距。壟斷資本收入增速飆升而勞動收入增長緩慢，存貸利息水平偏低等等，都是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二是城市化高成本。土地價格上漲速度遠超過人力資本報酬提升速度，住房、教育、醫療價格昂貴，城市人口生活成本過高；三是市場化機制退化。政府收入份額持續上升，2003年以來財政收入年均增速高于名義GDP年均增速的4個百分點；四是金融資產過度膨脹和質量下降。

　　當然，中國面臨的一些問題，如高儲蓄率、高財政收入、高貿易順差等，也可以被視為“成長的煩惱”，是部分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想獲得卻難以達到的狀況。

　　從發展經濟理論和經驗來看，在這樣的收入水平基礎上，經濟增長模式自主轉型內在動力充足。根據錢納里等的“發展模式”，城市化與人均GDP有較強的相關性，人均GDP在4000-5000美元一般對應55-70%的城市化率。根據羅斯托“經濟成長階段論”，一國經濟在起飛后大量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轉移到制造業，之后逐漸走向成熟階段和大眾消費階段，國民福利、交通和通訊設施顯著改善，服務業成為主要經濟部門，人們在教育、休閑、保健、社會保障項目上花費增加。

　　中國已經進入自主經濟轉型時期。2010年中國人均GDP為4500美元，城市化率為48%，可以提高的空間既很開闊，也有收入支持，目前階段也屬于城市化速度最快時期。城市化將促進居民消費量增長和消費結構升級，維持相關投資需求擴張，增加交通運輸、物流、旅游、醫療衛生、文化教育等等服務行業需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擴大消費，加快服務業發展，都存在有水有渠的基礎，而水到渠成所欠的“東風”，是政府部門要有所為有所不為，特別是消除醫療、教育、文化、金融等服務業市場準入壁壘，減少高稅收、低利率等與民爭利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