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一直以來，減稅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但“兩會”前外刊正式提了一個詞叫“稅痛”后，在今年博鰲亞洲論壇中，“稅痛”已經成為最熱的話題之一。與會企業家、政府官員紛紛為稅改建言，呼吁減稅卸負。

　　“偷漏稅多是被逼為娼”

　　“現在感覺稅務雙軌制，25%的稅，加上隨著產業的發展、競爭的劇烈，利潤也逐漸下降，所以企業確實感覺這兩年稅負比較重”，無錫尚德電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兼CEO施正榮，4月2日在博鰲舉行的和訊專場“為企業減稅——打開國強民富之門”坦言。

　　施正榮表示，前五年還沒有感覺到稅負特別重，可能那時中外合資企業15%，高新技術企業加在一起大概有7.5%，聽上去還可以，而且前幾年利潤比較高。但現在光伏產業寒冬，稅重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他表示，去年2011年光伏產業為國家納稅至少150億元，如果國家拿出15億元支持這個產業的應用，就可以帶動市場。

　　江蘇遠東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蔣錫培先生表示，第一稅種比較多，第二稅率相對比較高，第三征收監管環節當中并不是很規范等。

　　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在博鰲舉行的和訊專場“為企業減稅打開國強民富之門”中講了親身經歷：到浙江寧波找企業家座談，很多大企業紛紛反映，不怕市長，不怕書記，最怕的是稅務員。“越是欠發達的地方越‘窮兇極惡’，到西部一個小城市，開一個餐館過不了幾天就關門了，因為這個來收那個來收，吃窮了賴賬不給錢，越是窮的地方越是這樣。”

　　稅痛，尤其是目前中小企業稅負過重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一項研究表明：中小企業幾乎一半以上的利潤都被稅費侵占。

　　在保育鈞看來，“國家稅收都是一刀切，使得中小企業得不到稅收優惠，使得逼良為娼，小企業不偷稅漏稅就沒法過日子”。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秘書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認為，現在就是減稅的最好時機。“當前的外部環境逼迫中國政府要考慮如何進一步加強實體經濟，讓企業特別是沿海的中小出口型企業和小微企業度過嚴冬。”經過了過去一年內外交困，減稅在部分企業家眼中甚至是企業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大幅度減稅是當務之急

　　財政部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稅收總收入接近9萬億元，達到89720億元，同比增長22.6%.與此同時，財政收入首超10萬億元，達103740億元，增長24.8%.兩項指標增速遠遠高于9.2%的GDP增速。去年中國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超過19%。2000年時，稅收收入占GDP比重為12.8%。從絕對額看，2011年的稅收收入是2000年的7倍。

　　2003年以來，我國的GDP年增長速度保持在10%左右，但財政稅收的年增長速度始終高于GDP增長速度10-20個百分點。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劍閣將其總結為，古今中外十分罕見。為此，他在今年的兩會提出“大幅度大范圍減稅是當務之急”提案，被譽為今年兩會“最有分量的提案”。

　　“對于企業減稅的問題，關鍵是看政府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說。”博源基金會理事長、招商局原董事長秦曉在博鰲論壇“收入分配與經濟轉型”主題會議結束后接受時代周報記者表示，“目前最主要的還是要做好結構性減稅的工作。”

　　“現在稅負，就是稅費這塊的影響已經很明顯了，關鍵是政府和企業如何共度難關”，作為政府方面的代表，當天參加博鰲論壇企業減稅專場的浙江嘉興出口加工區管理委員會主任石云良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隨著中國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的增長，中國已經具備了實行大規模減稅的基礎。建議總的原則是擴稅基、降稅率、強化征收”。

　　保育鈞則建議讓稅率、利率、匯率共同成為政府調控經濟的主要手段：對支持發展的行業，給予減稅或免稅；對需要控制發展的行業，則課以重稅。

　　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建議：一是下調關稅，二是“優惠寬松”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增值稅和營業稅，三是推動以增值稅替代營業稅的改革。如果這樣的財政機制、政策出臺，相信會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企業的困難。

　　活躍的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公司董事謝國忠此前還建議，立即減稅1萬億元來提高效率，“如果沒有大規模減稅的話，中國經濟會有陷入滯脹的風險”。

　　經合組織副秘書長理查德。鮑徹在出席博鰲論壇“收入分配與經濟轉型”峰會時認為，稅收制度是不斷發展的。鮑徹表示，改革的方向應使政府能尋找到“平衡點”，用稅收制度改革來分配收入。

　　2012年1月份，上海啟動以增值稅替代營業稅的改革。很快，北京、江浙一帶的地方政府已經紛紛跟進，申報試點資格。其實，2011年以來，我國陸續出臺多項稅改措施，涉及增值稅、營業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資源稅和關稅等多個稅種。

　　新秀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施紀鴻談及“中國稅制怎么改”時，頗有感觸地表示，“希望有一天，復雜的稅收‘方程函數’能變成簡單的‘加減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