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完善排水體系提升上海防洪能力

　　“海葵”剛走，“布拉萬”將到。

　　進入8月，上海超強臺風接踵而至。全城戒備之際，一篇報告引起人們的不安。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最新發表在美國《自然災害》雜志上的一項研究稱，全球9個位于河流三角洲的城市中，上海是遇到嚴重洪災時防御能力最弱的城市。

　　上海市防汛指揮部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胡欣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這項研究可能更多地考慮上海的地理位置等因素，而忽略了上海多年來對防汛防洪設施的建設以及不斷完善防汛防洪體系，對上海的防洪措施并不太了解，因此結論失之偏頗。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同濟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水工結構研究室主任李南生，他表示，該研究結論過于“聳人聽聞”，但也不無道理。

　　屬于洪災多發區

　　李南生告訴本報記者，發生洪災的可能性和防洪能力強弱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所謂洪災的風險，就是指發生洪災的可能性。發生洪災的可能性大小主要和城市的地理、地質、氣候等因素有關。洪災主要就是強降雨、江河潰堤、海上風暴潮（其極端情況就是海嘯）等帶來的洪澇災害。從地理水文條件來看，上海確實是一個洪災多發的地區。

　　上海地處中國最大的河流長江入海口，且瀕臨東海，是河口海岸沖積平原的地理地貌環境下建設起來的大型城市。

　　上海可能引發洪災的因素主要有臺風、海嘯、短時間內的強降雨、長江中上游的洪水以及黃浦江可能帶來的洪澇等。

　　除了上海，美國的這篇論文中還提到孟加拉國首都達卡、摩洛哥西北部港口城市卡薩布蘭卡、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印度加爾各答、荷蘭鹿特丹等九個城市。

　　這些城市都是地處河流三角洲的城市。李南生認為，“從地理地貌角度來說，各個國家都有很多城市是相似的，其遭遇洪災的風險是類似的。”

　　上海防洪設施尚可

　　而城市的防洪能力主要體現在排洪、泄洪的能力，涉及到方方面面。

　　論文的作者之一尼格爾·萊特（NigelWright）教授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時表示，研究結果主要考量了19個指標。既有地理因素，也包括了經濟、社會等因素，比如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政府在保護市民財產方面投入了多少、一座城市沿海岸線居住的人口百分比、城市過去遭遇災害時的應對能力等。

　　李南生對本報記者說，一個城市的防洪能力最直接的體現就是防洪設施的建設水平。

　　城市的防洪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蓄洪，在城市或地區建設一些蓄洪池；二是排洪，把水通過管線或隧洞排放到河流或海里。

　　蓄洪是目前不少防洪專家認同的，省錢、見效快，但效果卻是短期性的。“蓄洪最終還是要排出去，國際大都市基本采用共同溝排洪的形式。”李南生介紹說，就是把排污、排洪等管線集中在一起，在國外很多大都市的主干線下面，幾乎都有共同溝的建設，其排水管線大得“可以劃船”，如果設計合理，出現強降雨也能夠及時排放。但是目前我國還沒有任何一個城市擁有系統的、遍布整個城市的共同溝。

　　李南生表示，近幾年，中國很多內陸城市發生內澇災害，但上海卻很少發生，由此可見其排水體系還是不錯的。

　　李南生認為，這是近十年來上海市污水處理廠建設“無心插柳”的結果。2000年前后，為了改善蘇州河水質，上海開始大規模建設污水處理廠。城市排水體系的建設對排洪排澇也起到了間接作用。

　　而且，和內陸城市相比，上海周邊江河、海洋豐富，“只要排水管網順暢，對于泄洪有很大幫助。”李南生說，“不過，一旦發生海嘯等極端情況，上海所面臨的損失說是‘世界最大’也是有可能的。”

　　這和上海所處的地理位置有關，上海地處平原，為災難中的人口轉移帶來困難。

　　李南生表示，平原地區不同于山區和丘陵，一旦發生特大洪澇，將是漫延式被洪水包圍，公路和鐵路被摧毀，可以說是無路可退。只有通過海運這唯一的轉移方式，而且上海人口的密度和總數都相當大，轉移的難度可想而知。

　　但李南生也稱，這樣的災難屬于“相當極端”，類似于長江出現大規模潰堤才會發生的現象，一般的強降雨尚不至于達到上述情況。

　　城市建設與防洪能力的矛盾

　　萊特教授在文中指出，城市經濟越發達并不意味著抗擊洪災的能力越強。李南生教授也表示，城市的迅猛擴張，實際對防洪很不利。

　　一方面，隨著城市建設，大量地面被固化，降水下滲通道被阻礙。另一方面，建設一個新的建筑需要有相應的排水系統。但對于城區的開發商來說，這并非是其所關心的。

　　“大多數開發商只考慮生活用水，降水或者外來的徑流排放基本上不管。他們認為這是公共事業，理應由政府負責。”李南生說。

　　但是，現在我們有太多的城市只重視視覺的繁榮，卻忽視了隱形的建設。

　　這是一種城市建設的理念，李南生表示，地下的排水系統是一個城市的隱形投資，雖然看不見，但是具有隱形的、長期的效應。從城市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在城市規劃的時候，就應該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排水能力也要相應跟上。

　　“這是很費錢的工程，且沒有明顯的經濟效益，但在我們國家，如果政府不投入，幾乎沒有第二方的投資。”李南生告訴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