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9月13日首次集中發布了《2002年以來社會融資規模月度數據》和《2002年以來社會融資規模年度數據及結構》，對過去十年相關重要數據進行了詳細梳理。

　　社會融資規模從全社會資金供給的角度反映了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從2010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社會融資規模”概念以來，隨著央行對全國社會融資規模指標編制的日益成熟和定期發布，“社會融資規模”也漸漸被社會各界所熟悉。據了解，目前有不少地區和省市也在試著編制地區性的社會融資規模指標。

　　“此次央行對2002年到2010年間我國社會融資規模的年度和月度、季度數據進行深入的總結，具有重要意義。”本報專家組成員、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表示，這一方面有助于加強該指標的數據完整性，也便于社會各界從歷年數據中看出數據變化的趨勢，從而更加深刻領會進行社會融資規模統計的必要性——隨著金融的不斷深化和發展，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發生了較大變化，直接融資規模及其所占比重逐步上升，這就需要一個更全面、更合適的金融指標作為貨幣政策的監測和分析對象，即社會融資規模。

　　此次公布的數據顯示，2002年時，除人民幣貸款外的其他融資占比很小，當年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91.9%，其他融資占比僅為8.1%，統計社會融資規模的意義不大。但是到了2010年，人民幣貸款占社會融資規模的比重下降至60%以下。因此，為了提高金融調控的有效性，需要同時關注人民幣貸款和其他方式的融資。

　　另一方面，近十年的統計結果也表明，社會融資規模與實體經濟的各主要指標都有著長期穩定的關系。“這意味著社會融資規模是反映金融和經濟關系的良好指標，中央銀行可以通過貨幣政策的工具來有效地影響社會融資規模，因此它適合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這也是詳細公布過去十年數據的重要意義之一。”來自工行的分析人士稱。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在社會融資規模指標提出來以后，社會各界都非常關注和歡迎。央行調查統計司副司長阮健弘此前在學術論壇上表示，一年多來的實踐證明，“社會融資規模”這一指標的引入有效支持了經濟金融形勢分析和政策決策，在對政策制定和市場引導等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得到了宏觀調控部門和社會的高度重視和認可，在金融宏觀調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阮健弘說：“這個指標的確立首先讓決策者和市場參與方認識到融資是可以多元化的這一觀念，有助于促進直接融資渠道的發展；也有助于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有助于推動宏觀經濟管理進一步向市場化方向發展；由于這一指標涵蓋機構范圍更為廣泛，從而更有助于反映整個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實際支持狀況。”

　　采訪中，專家表示，當前進一步關注社會融資規模指標，不斷完善對該指標的數據檢測和發布，符合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需要。首先，社會融資規模最大的特點就是全面反映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這與中央強調的“加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要求完全符合。當前通過金融體系向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支持的不僅僅有人民幣貸款，還有債券、股票、委托貸款、信托貸款、銀行承兌匯票等多種方式。社會融資規模能夠多角度地反映各類融資支持實體經濟的狀況，反映金融服務和支持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

　　其次，加強對社會融資規模的監測，有利于宏觀調控部門加強金融體系穩健性監測分析與評估，有利于實施逆周期的宏觀審慎管理和維護金融穩定。正如13日央行調統司有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中指出的，“社會融資規模不僅能從總量上反映金融系統性風險，還能反映金融風險在不同金融機構、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傳導，從而有利于強化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監管，最終達到防范整個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目的。”

　　再次，社會融資規模能夠將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有機結合起來，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進一步促進金融宏觀調控向市場化發展。我國目前已經形成了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并存的利率體系，同時初步實現了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相結合。對于票據貼現、債券、股票融資等按市場化方式定價的融資，主要使用利率價格型工具進行調控；對于貸款等市場化定價程度相對較低的融資，則使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和利率價格型工具進行調控。對此，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此前撰文指出，“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變量，是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有益探索和創新。它將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結合起來，將進一步促進金融宏觀調控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