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紅利啟動了快速增長的資源開發型經濟。成本低廉的土地和勞動力、廣泛的礦產資源

開發、廣闊的市場開放成為開發型經濟的主要動力源泉，形成了高度依賴天然的低成本競爭力模式，吸引和刺激了大量的投資。由于長期依賴投資拉動，隨著土地、勞動力、礦產等資源價格上升，投資呈現不足時，資源開發型經濟便難以維持。即使在當前世界經濟持續向好、需求相對旺盛的時期，經濟依然艱澀。人們大都認為經濟問題的根源在于產業結構陳舊，但筆者認為，我國經濟問題癥結尚不在結構，而在于企業競爭力不足。中國經濟的當務之急，主要不是調整行業結構，而是調整虛實結構，減輕企業負擔，轉換政府職能，全面提升企業競爭力。

行業結構不是主要矛盾

從全球經濟演化格局來看，從18世紀到現在，世界經濟發展進程大致可劃分為三個一百年。

第一個百年是歐洲的世紀。從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之后，以機器化大生產為特征的近代工廠逐步取代了家庭手工業和手工作坊，英國成為世界上經濟最繁榮、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以英國、法國、德國為代表的歐洲國家在強大制造業帶領下，實體經濟快速發展，帶來了豐厚的資本積累，經過大約一百年時間，實現了資本裹挾技術向美洲的轉移，并且造就了美國的崛起。

第二個百年是美國的世紀。美國南北戰爭結束以后，借助兩次世界大戰的機遇，實體經濟得到快速發展，依靠技術和資本的雙重力量，構造成新型現代經濟體系，并從20世紀初便進入了強盛時期，資本開始外流尋租，美國成為全球無可爭議的世界強國和經濟中心。

歐洲與美國的資本與技術從上世紀中葉開始進入亞洲，第三個百年是亞洲的世紀。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亞洲逐漸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日本、印度、中國先后成為經濟快速發展的代表性國家。在當前世界經濟結構中，亞洲經濟仍是全球重要的增長極，中國仍處于承接美、歐、日經濟體資本轉移的歷史性進程中，中國企業的制造能力還處在發達國家和非發達國家（如非洲國家）之間，這個趨勢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現代經濟構架的發展空間仍然廣闊。

從歐美經濟發展的演義來看，從技術、工藝、產品、資源、人才等實體經濟能力出發到資本積累輸出幾乎是一個規律。也就是實體經濟崛起在先、虛擬經濟在后，通過資本市場、產權交易、金融衍生品等引導資本流動，推動經濟元素的優化和轉移，這樣一個規律是必須遵守的。

從外部需求來看，全球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經濟已逐步走出低谷，2012年美國GDP增長率為2.2%，失業率從2011年10月的9%降到了2013年6月的7.6%，道瓊斯指數創下歷史新高，多項經濟指標明顯好轉。美國的優勢在于其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金融危機的實質是美國逃廢金融債務，其技術創新仍然在全球占據領導地位。歐元區的問題主要是歐元制度設計存在先天不足，社會福利過高，但歐洲在服務業、技術創新、品牌等領域依然處于強勢地位，法國的化妝品等奢侈品產業，德國的高端制造業、汽車業等產業的全球主導性地位依然難以撼動。亞洲、非洲、南美洲等新興經濟國家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和巨大的人口規模，但其經濟仍處于發展中階段，對各類工業品和服務的需求潛力依然巨大，這為中國企業生產能力的使用和競爭優勢的發揮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從國內需求來看，我國仍然處于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擴展階段，城鄉差距、東西部發展進程差距極大，基礎設施仍然非常落后，社會保障體系不能支持社會的有效運轉。2012年北京“7.21”的一場大雨，北京給排水設施不足的問題就暴露無遺，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窘態可想而知。2012年，國內地鐵最發達的城市——北京地鐵通車里程為442公里，剛剛超過紐約地鐵公里數，國內人口規模在500萬以上的城市地鐵修建剛剛起步。2011年底，我國依然有6.6億非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6977元，剛剛超過1000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仍然排在100名以后。國人搶購洋奶粉、狂購奢侈品等令世人側目、令國人耳熱的現象充分說明老百姓對安全、優質產品的需求還遠遠沒有得到滿足，這些需求都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原生動力。

從供給端來看，中國企業在世界上仍極具競爭力。無論是勞動密集型的紡織、玩具，資本密集型的煤炭、鋼鐵、有色金屬、汽車，還是技術密集型的通訊設備、計算機、手機、液晶面板、芯片，中國在國際市場的占有率都位居領先。2012年我國粗鋼產量7.16億噸，占全球鋼產量的46.3%；部分高新企業在全球已經嶄露頭角，如華為的交換機、手機市場份額已位列全球第三；在工程機械領域，全球工程機械制造商排行榜前十名中，中國企業徐州重工、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占了其中三席。而全球知名企業也有不少將研發中心、生產企業放在中國，中國已成為蘋果產業鏈中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制造基地，僅僅生產蘋果配件產品的產業，在深圳就云集了1500多家廠商，年產值逾千億元。

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形成的強大制造業體系、快速高效物流體系、完整的產業鏈配套，在短期內沒有其他國家能夠替代，中國的制造業可以說覆蓋了全球產業鏈低端到高端，而且現在依然在向價值鏈高端攀升過程中。總體上看，中國制造短期內難以替代，仍然有明顯的競爭力。但從最新發布的中國企業500強的數據來看，216家企業的凈利潤較上年出現負增長，43家企業出現虧損，比上年度增加了30家，7家企業虧損進一步擴大，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出現嚴重下滑趨勢，市場份額及競爭力優勢正在被企業經營的困難處境所融化。虧損所表達的經濟信號是成本高企，應該說目前中國企業不缺訂單，受到拖累的是成本，而缺乏成本敏感正是中國企業的天然缺陷。

今日中國，實體經濟遠沒有達到世界級水平（如制造業），但虛擬經濟功能、數量都已驚人。2012年中國整個GDP構成中，以金融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約占5.53%，但卻貢獻了整個社會利潤總額的52.96%；另據測算，全球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比值約為14.2倍，其中美國、日本、中國分別為20倍、8-10倍和3.6倍，中國的實體經濟發展還無法像發達國家那樣有效支撐資本的輸出。因此，當前的經濟主題與其說調整行業結構，還不如說是應該加快提升實體經濟能力和水平，提高企業和產品的競爭力，以優化資本結構，抑制虛擬經濟過快增長。

所謂的行業過剩，如果用市場的標準看，其實是不存在的。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無形之手總是在過剩與均衡之間有效地進行調節。用計劃的方法對生產能力與有效需求進行扎差，得出行業過剩與否的結論，未免太顯簡單。

因此，僅僅強調產業結構調整而不重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總量結構調整，僅僅強調信貸杠桿對經濟的刺激作用而忽視稅收對經濟的杠桿作用，僅僅重視經濟的需求敏感而忽視企業的成本敏感，正是當前經濟政策的誤區。

企業成本分析

在有效需求并沒有明顯減少情況下，中國經濟開始出現相當數量的企業虧損、小企業融資難等現象，與全球經濟發展的趨勢和格局不相吻合，其深層原因值得探索。這些現象的表象原因是當前企業成本上升較快，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資本成本上升，根本原因是企業成本固化，不能根據市場和需求的特點調節成本，缺乏成本敏感性。

關于人力成本。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力成本確實呈現上升的勢頭，但從絕對水平而言，2000年前后，珠三角的熟練工人月工資大體在1000元左右，2012年，工人工資的平均水平僅為2600元左右，12年的漲幅，平均年增長不足8%，剔除CPI因素，年增長率僅為6%左右，全國平均水平更低。中國出口產品的平均成本確實有所上升，但勞動力成本在成本構成中的占比還在下降，PMI一直處于低位。

關于財務費用。主要指支付銀行利息，受美國量化寬松的影響，全球的融資利率水平一直處于歷史性的地位，美聯儲的聯邦拆借利率一直在0.5%水平，日本更是長期陷于流動性陷阱，央行將基準利率設為0，甚至負利率，中國的貨幣供應量在過去1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M2/GDP的比從1.36到1.88，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一直維持在6%左右，利息成本在企業成本中的占比一直穩定在5%-10%之間的水平。

關于企業稅負。除了企業生產成本的持續高企，影響企業投資和生產回報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稅負。相關研究表明，當前我國企業綜合考慮稅收、政府性基金、各項收費和社保金等項目后的綜合稅負達40%以上，遠遠超過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25%—27%左右的平均水平，實際的稅負水平只會更高。如此之高的稅負水平已經成為影響企業產品競爭力的最大要素，既是企業成本固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影響企業盈利水平的直接扣項。

不僅制造業的成本固化源于高稅負，房地產價格的屢調屢漲同樣是因為高稅負。在現行的土地制度下，農用地轉為城市建設用地是最暴利的途徑，土地開發者用各種名義通過征用將土地變性，支付給農民的僅僅是一個戶口或者一套住房，轉手就可以在商業土地市場出售。據有關研究報告顯示，從1999年到2010年，土地出讓金收入從514億元變為2.9萬億元，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地方財政收入的占比從9.2%提高到72.38%，在財政收入嚴重依賴房地產收入的背景下，開發商盈利空間趨于更窄，這又催逼房價上揚，并且影響建筑質量，調控房地產價格難以有效。北京、上海部分城市的土地成本已經接近開發商總成本的50%。如此之高的土地成本，進一步推高了房地產價格，又反過來推高了土地成本，從而導致企業生產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增加。

總體來看，企業利潤空間受到稅負、銀行利息、人員工資、通脹等多重因素的擠壓，并最終影響到企業競爭力。2013年一季度，企業成本收入比75.6%，較 2011、2012年同期的74.6%和75.7%持續走高，企業稅收占利潤總額比重達43.94%，可見高稅負已經嚴重影響企業成本和盈利并束縛中國經濟！

減稅是中國經濟轉型的前提

減稅是扭轉經濟困境的關鍵舉措，也是經濟轉型的前提。高稅負下的企業缺乏根據成本調整價格的能力和空間，無法根據需求和市場變化調整自己的經營決策，也缺乏加大投資追求利潤的動力，使整個經濟轉型缺少經濟學上的依據。

減稅的主要功效體現在：第一，通過減稅，可以降低企業的固化成本，企業有更大的空間根據人力成本、資金成本等要素成本的變化調整產品價格，部分對沖成本的過快上漲，從而保證產品的競爭力。第二，通過減稅，會調整或者改變經營者的預期，提高經營者專注于實體經營的信心，從而帶動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第三，通過減稅，可以提高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為企業產業升級、技術更新積累預留儲備，推動企業向產業鏈高端轉移，提升產品利潤空間。第四，通過減稅，可以引導企業調整產品結構，減緩經濟結構調整對社會的沖擊。

減稅的實施，可以分為總量減稅和結構性減稅。總量減稅是直接減少各項稅負比率，比如企業的所得稅，各類附加費用等，結構性減稅是調整稅收的種類和征收方式，比如營業稅改增值稅問題，土地出讓金和房產稅問題等等。

通過減稅才能使高速奔馳的中國經濟列車得到調整方向、獲取新動力的機會。

轉變政府職能是減稅政策的基礎

說到減稅，地方政府往往反對。就業、民生、教育、醫療、國防、環境治理，700多萬公務員的吃、喝、拉、撒，都依靠財政。一方面是財政收入的年年增長，另一方面卻是財政支出的逐年拮據。這一看似無解的難題背后，恰恰說明減稅的基礎是減事，即轉變政府職能。

要實施減稅政策需要政府的持中立場。政府持中立場的本質是政府要擺正與市場、社會的關系，政府主導經濟，必然追求快速增長，但盲目的經濟發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可能導致經濟失衡、供求失衡，導致無序，并會帶來嚴重的社會不公、更大規模的資源需求、更緊張的環境壓力、更激烈的社會沖突，正如湯因比所說，任何一個文明的衰落以至解體，都不是外力所為，而是自身在繁榮時期犯了致命錯誤，頗有道理。當然政府轉變職能不僅是經濟需要，也是政治抉擇，需要積極而謹慎的推進。

一是該市場解決的交給市場。減稅必須改變政府的行為理念、習慣和行政方式，并從大部分市場領域退出。政府應定位為市場規則制定者、服務者的角色。要簡政縮權，而不僅僅是放權，否則減稅、調整經濟結構均為無本之木。

二是剝離從屬于政府的公司。各地政府為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多年來已經向一般競爭性領域延伸過多，經營著巨額資產，利用政府的職權進行企業化經營，政府既是市場的主要參與者、資源配置主體，也是經濟體中的最大受益者。這種受益一方面表現為稅收，如2012年國民生產總值52萬億，財政收入11.7萬億；另一方面表現為對具體資產的經營，在當前這種經濟增長模式下，政府作為實體已經形成強大的利益訴求。長此以往，不僅難以提高效率和技術水平，而且難以化解社會內部的緊張沖突。因此，有必要在職能上剝離政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權責關系，在經營管理上剝離從屬于各級政府的固有資本企業，將其推向市場。

三是限制政府負債。在現有升遷機制和GDP導向下，政府部門迷戀于招商引資、批項目、搞建設，在政府稅費之外，形成過度負債，依靠土地，寅吃卯糧，大包大攬，補貼企業經營現象比較普遍，這些做法傳遞了錯誤市場信號，扭曲了資源配置，常常成為政府過度負債的動力，因此，有必要加以限制，逐步消化。

四是要持續推進價格市場化形成機制，把價格的行政決定模式轉變為市場決定模式。經過三十年改革，普通生產要素價格市場化決定機制改革基本完成，下一步重點改革應重點推出資源價格、資金價格的市場化機制。通過發揮關鍵要素的市場化配置機制，讓市場來發揮資源配置功能，優化資源配置，實現價格從國內平價轉變為國際平價。

總之，當前穩經濟、保增長的要害是促進實體經濟增長，抑制虛擬經濟膨脹，不僅要運用貨幣政策促進經濟發展，更需要運用財政政策降低企業負擔，偏頗的政策往往會帶來偏頗的結果，造成經濟的不良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