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降低企業財務成本已經確定為明年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為此，在金融部門創造利率正�；�政策環境的同時，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全社會金融風險偏好，促使社會資金供求關系理性回歸，減輕實體經濟財務成本。

 

    當前，我國資金供給雖然比較充裕，但全社會金融風險偏好并未回落。銀行理財產品收益率依然較高，投資型保險產品預期年化收益率與實體經濟回報明顯不符；即使出現年中股票市場巨幅波動，當前民間資金、金融資產管理產品、部分金融機構運用高杠桿結構化融資參與資本市場炒作的熱情依然不減，導致社會資金供求關系不合理，風險回報“水漲船高”，倒逼資金運用提出高投資回報率要求，一定程度阻礙了企業財務成本的繼續回落。2015年1至9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財務費用與利潤總額的比例為23.32%，較上年同期提高了0.9個百分點，財務費用侵蝕企業經營利潤的情況較為明顯。這些情況表明，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全社會金融風險偏好，那么金融管理當局降低社會融資成本的政策努力，有可能會被資金來源高風險回報的要求抵消。

 

    風險偏好是資金定價模型的重要參數。通常而言，按照“利率覆蓋風險”的定價原理，社會金融風險偏好越高，則社會資金價格也越貴。而強化風險約束，可以促進社會金融風險偏好合理回歸，并推動社會融資成本回落。一是強化金融機構財務硬約束。利率市場化并不必然意味著金融機構利率定價能力的提升。在缺乏財務硬約束的市場環境下，利率市場自由競爭反而可能會推升社會融資成本，需要引起高度警惕。即使允許利率自由浮動后，也要采取懲罰性政策措施來約束金融機構非正當利率定價行為。二是縮減融資工具交易鏈條。在銀行、證券、信托、保險等各類金融資產管理業務中，融資工具交易鏈條過長，金融中介機構參與過多，一定程度推高了社會融資成本。三是建立金融風險自負機制。當前我國金融工具剛性兌付潛規則掩蓋了金融市場實際運行的風險，并一定程度助長了投資者逆向選擇，導致社會金融風險偏好高位運行。在強化金融工具信息披露制度、增強金融風險透明度的前提下，應著力打破剛性兌付機制，建立“買者風險自負”制度，促使社會金融風險偏好理性回歸。四是加強結構化融資工具風險監管。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已經表明，以杠桿為主要特征的結構化融資工具，是威脅金融市場穩定運行的重大風險隱患，必須納入風險監管范疇。

 

    綜合來看，降低企業財務成本和降低金融風險偏好相輔相成。企業財務成本的有效降低，是以社會資金供求關系理性回歸為前提的。如果社會金融風險偏好不變，那么金融管理當局加大社會資金供應的努力，將不會對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充沛動能，部分資金甚至有可能會轉化為“錢生錢”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