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稅源流動性、復雜性和隱蔽性越來越強，大數據治稅已經成為稅務機關提升稅收治理能力的必然選擇。但是，由于法律層面對涉稅信息共享的規定過于模糊、公私權益平衡以及不同法律規定之間的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涉稅信息的有效利用。

　　我國關于涉稅信息共享的規定主要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條，但是這條規定過于原則化，缺乏可操作性，對信息提供具體責任主體、內容、格式和要求均未作規定。稅收征管法修正案(征求意見稿)對涉稅信息共享的規定也不夠完備，既沒有對金融機構以外的其他組織課以信息提供義務，也沒有對拒不提供涉稅信息及稅務機關濫用涉稅信息的情況設置明確的法律責任。

　　與此同時，對隱私權和商業秘密的保護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阻礙涉稅信息共享制度建立的重要因素。對隱私權和商業秘密的保護在憲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通則等多部法律、法規中可見。例如，商業銀行法第二十九條規定：“商業銀行辦理個人儲蓄存款業務，應當遵循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為存款人保密的原則。對個人儲蓄存款，商業銀行有權拒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查詢、凍結、扣劃，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第三十條規定：“對單位存款，商業銀行有權拒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查詢，但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有權拒絕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凍結、扣劃，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條規定：“公安機關及其人民警察在辦理治安案件時，對涉及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應當予以保密。”此外，注冊會計師法、證券法都明確規定了相關組織和人員的保密義務。按照法律適用原則，現有關于涉稅信息共享的原則性規定難以對抗其他法律法規的明確要求。

　　鑒于涉稅信息共享在現代社會治理過程中的重要性，完全有必要以法律形式確立涉稅信息共享制度。同時，考慮到涉稅信息共享的復雜性，筆者主張，經由全國人大制定涉稅信息共享法，以單行法的形式規定涉稅信息共享制度。首先，單獨制定法律能夠對共享制度作出全面系統的規定，明確涉稅信息提供主體的權利、義務和法律責任，便于制度的落地生根。其次，根據法律適用位階和特殊法優于一般法適用的原則，可以對抗其他法律有關保密事項的規定。統一的涉稅信息共享法可以明確賦予稅務機關向其他部門獲取信息的權力，同時可以對信息的獲取設置一定的限制，明確稅務機關不當利用共享權力的法律責任以及給納稅人造成損害的救濟途徑。

　　在設計涉稅信息共享法時要注意：明確法律關系的主體、內容和規則等。比如，以列舉加概括式的方式將工商、公安、國土、房管、住建、海關、交通運輸管理、財政、社保、審計、統計、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公共事業單位、網絡交易支付平臺和中介服務組織等納入信息共享主體，并以“稅務機關履行法定職責所認定的其他組織和個人”兜底。同時，合理限制稅務機關權力，規范權力運行。孟德斯鳩說過：“每一個擁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一條萬古不易的經驗。”稅務機關掌握大量信息，就會產生侵犯公私合法權益的風險，在賦予稅務機關涉稅信息獲取權時，非常有必要給權力設定合理的邊界和限制，規定嚴格的程序，防止權力失范。此外，可建立系統的考核獎勵制度。信息提供部門需要在信息的加工上付出一定的人力及物力成本，影響工作效率，從而導致對涉稅信息共享機制運行的不配合甚至是抵觸情緒。因此，建議法律制度對信息提供主體的經費和獎勵作出原則性規定，由各級地方政府在合理范圍內保障。

　　(作者單位：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地稅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