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發表在國際權威期刊《經濟研究評論》上的一篇論文認為，避稅和收入轉移是征富人稅面臨的核心難題。論文的作者發現，傳統的累進稅率和復合稅制可能對富人失效。最能解釋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富人使用了高超的避稅手段和具備將財富轉移到低稅率地區的能力。此過程是怎樣發生的，又如何影響到稅制的有效運行，為什么會導致整個社會福利水平降低，之前并沒有被清晰地探索過。

　　直觀上看，較之一般人，富人擁有更多的財產和更高的收入。這為財產稅和所得稅進入創造了機會。遺憾的是，現實遠非如此。大量的研究顯示，各國稅制對富人而言，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累退特征。簡單說，就是一些該收的稅沒有收起來。本想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愿望，也沒有完全實現。為什么會這樣呢?

　　即將發表在國際權威期刊《經濟研究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上題為“征富人稅(Taxing the Rich)”的論文認為，避稅和收入轉移是征富人稅面臨的核心難題。該文作者是來自圖盧茲大學的奧古斯丁·蘭迪爾教授和巴黎政治學院的古勞米·普蘭庭教授。他們發現傳統的累進稅率和復合稅制可能對富人失效。最能解釋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富人使用了高超的避稅手段(一些財務辦法)和具備將財富轉移到低稅率地區(如英屬開曼群島或百慕大群島等“避稅天堂”)的能力。這或許是大家早已知道的情況。但是此過程是怎樣發生的，又如何影響到稅制的有效運行，乃至為什么會導致整個社會福利水平降低，之前并沒有被清晰地探索過。

　　一般來講，研究的吸引力源于問題的重要性。經典理論告訴我們，征富人稅不但可以為日益膨脹的公共支出籌措資金，而且能夠彌合收入分配差距，降低社會不平等。如此美好的設想，卻在實現過程中遇到了種種困難。甚至在制度設計層面，出現了“開倒車”的情形。數據顯示，即使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今天，主要發達國家所得稅的平均稅率(稅款與收入之比)和邊際稅率(新增稅款與新增收入之比)仍在不斷下降。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2016年)，發達國家所得稅平均稅率在20%~25%之間，顯著低于20年前30%左右的稅率水平。累進稅制曾經一度是調節收入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理論上，累進級數越多、邊際稅率越高，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也越明顯。但在過去30年時間里，主要國家也大都縮減了累進級數，并大幅降低了最高邊際稅率。以美國為例，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70%以上，降低至約39%(2016年)。尤其是調低最高邊際稅率，極大削弱了稅制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可能會有人說，這是政治選擇的結果，或者出于國際競爭的壓力。然而，真的是外部原因導致了稅率設計放棄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目標嗎?

　　事實上，稅制實施中遇到的新問題正挑戰著原有政策目標的達成。為什么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要支持巴菲特對富人征稅的動議，并賦予其“巴菲特條款”的美名?很重要的原因是，現有稅制結構和稅率設計為富人少繳稅提供了可能。最簡單的例子，2015年，美國個人所得稅最高邊際稅率39.6%，年收入超過41.3萬美元的納稅人適用此檔稅率。與此同時，如果個人所得均為資本利得(所得來自投資股票、債券或者辦小企業)，那么最高邊際稅率僅為28%。請注意，個人所得的稅前扣除的部分遠遠小于資本利得能夠扣除的成本。這意味著，即使沒有上面所提及的避稅和收入轉移行為，按照現行稅制，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間的差異已經十分明顯。什么樣的人會有相對較多的資本所得呢?那當然是更富有的人群。這也是為什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托馬斯·皮凱蒂主張征收全球資本稅的原因。他堅定地認為這是唯一解決富人納稅少、稅負輕的辦法。巧合的是，皮凱蒂和文章的兩位作者同為法國學者。

　　回到論文本身，其中有三個亮點，值得學習。
　　第一，征富人稅不是消滅富人，而是為了增進社會福利。需要澄清的是，研究中所提及的富人不帶有感情色彩，僅指向收入和財富遠高于普通人的人群(Top1%)。法治社會中，他們大多數勤勞致富，是產出效率更高，甚至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領頭者。如果是為了消滅富人群體，大可不必使用征稅的手段。征富人稅的核心是實現社會福利增進。因為在公共支出規模一定的情況下，富人少繳稅意味著其他人負擔變重。普通人可支配收入受多繳稅影響，消費和儲蓄都可能降低。富人少繳稅形成的新增收入，并不直接形成福利產出，或者說遠小于社會均衡分擔稅負后所帶來的福利增進。

　　第二，有效征收富人稅就必須適度增加富人的避稅成本。稅收管理和稅制設計要充分認識到富人可以通過在不同時段分攤稅負、利用稅收減免或返還乃至運用跨國稅收競爭等來避稅。研究發現，富人避稅不僅是想辦法將應稅收入處理到稅率較低的分類上去，比如將資本與勞動混合收入，轉換成適用稅率更低的資本收入。而且，他們有能力分散一生之中應承擔的稅負，進一步降低累進稅率的影響——比如將公司分紅分成多次領取，或者提前作出紅利再投的決定。此外，我們知道所得稅存在各種費用抵扣和稅收返還，相對于普通人，富人適用的減稅條款可能更多，且更能運用自身知識或找咨詢來幫助避稅。如今，跨國避稅也是非常嚴峻的現實。全球范圍內，各國之間的所得稅稅負差異很大。富人往往試圖將收入或財產轉移到低稅率的國家或地區。要消除稅負差異并不容易。因為低稅率的國家或地區有自己的考慮，比如基于吸引外資戰略，對外來資本實行低稅率或者零稅率。就此問題，多年來的國際間財政協調的作用也是非常有限的。可以預見，短期之內實現全球范圍內稅率的大致均衡，并不現實。

　　第三，防止稅前收入轉移可從加大轉移風險入手。研究發現，富人雖有更多的選擇去轉移稅前收入，但收入損失的風險也會隨之提高。比如將稅前收入用作投資，看似可能獲取更多收益，可以逃避征稅，同時風險也在增加。如果我們加大對投資活動等稅前轉移收入行為的偵測，便能降低富人轉移稅前收入的沖動，留住稅收。另外，加強對離岸公司業務的管理，特別是對“避稅天堂”資金往來的監管，以及會同銀行等金融機構實施反洗錢稽查，都有助于防范收入轉移，增加轉移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