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然等案件表明，審計事務所完全有可能形同虛設，在這種形勢下，為整頓上市公司秩序、維護投資者信心，美國參議員薩班斯（Sar-banes）和眾議員奧克斯利（Oxley）聯合提出了《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禁止會計師事務所為政府部門和接受政府資助的私營組織同時提供審計和咨詢服務。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也公開表示，支持聯邦政府對會計師事務所上市公司客戶服務范圍的限制。

　　在這種情況下，普華永道、畢馬威和安永相繼剝離和出售了其咨詢業務。四大中只有德勤仍然獨樹一幟，不僅堅決反對這種禁止，同時還表示不會考慮拆分咨詢業務。德勤發表聲明堅稱，要讓事實證明，在拆分和不拆分的會計公司之間，看看誰的審計失敗更多。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在四大中一直保持激進路線的德勤在2002年從安達信的廢墟中接手了被普華永道認為是“燙手山芋”的科龍公司的審計業務，并為科龍公司出具了三年的審計報告。此刻，德勤正在等候中國證監會的行政處罰，而德勤可能被認定的罪名之一就是與上市公司合謀提供虛假會計報告，如果行政處罰成立，德勤可能面臨3年之內不得在中國開設分支機構的處罰。

　　相比德勤，業務分拆的直接結果是導致利潤的下降，使得會計師事務所在客觀上降低了審計標準。咨詢業務與審計業務相比，具有更強的靈活性和更高的利潤率。因此剝離了咨詢業務的四大，只有比較穩定的審計收入，其利潤率大幅下降。一方面，要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就必須迅速擴大審計客戶的數量；另一方面，為了壓縮成本，四大聘用審計人員的數量并沒有與審計業務的數量成比例地增長。以上兩點共同決定了，四大投入到每個項目中的人工和精力，必然有所下降。體現在審計過程中，這就表現在某些審計環節和程序上的簡化，例如本來應該由審計師獨立完成函證程序，現在卻委托客戶的財務人員代為進行函證。這種審計環節和程序上的簡化，客觀上降低了審計標準，給予客戶更多的造假空間。

　　另外，四大內部的結構是比較特殊的。第一，為審計報告簽字的是四大的經理，他們都是四大的雇員；第二，作為四大老板的合伙人，其本身并不需要在審計報告上簽字；第三，經理們在四大中的生殺予奪的大權，掌握在合伙人手里。這樣的結果就是，合伙人不再操作實際的業務，而成為市場開拓者，為了逃避責任，他們不會在審計報告上簽字，而是由下面的經理來簽。而出于保住客戶的考慮，合伙人會不斷施壓給經理，來改變審計結果。(新京報 作者:張明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博士生 2006-5-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