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個稅體系，應包括哪些主要元素？筆者認為，以下三點必須兼顧。

　　一是財富再分配與社會公義。中國的個稅體系，采用的是十分進取的累進稅制度。縱使免征額的高低，會因各地經濟水平不同而有不足或過高之虞，但總體上所得稅率由5%逐級增至45%，若征管到位的話，對財富再分配應能起到有效作用。

　　二是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經濟學理論中對累進稅制最大的批評，在于若對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過高，會損害居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中國45%的水平在全球范圍內是偏高的。

　　三是征管上是否有效可行。這恰是中國的最大問題。盡管個稅稅率很高，但政府實際征收的個稅相當少。以2008年為例，中國政府在個人所得稅上的收入為3720億元，僅占全國財政收入的6.1%；占GDP比例更低，僅為1.2%。2010年，中國政府個稅收入為4840億元，占全國財政收入和GDP比例分別為5.8%和1.2%。這個比例不單遠低于主要財政收入依賴于個稅的發達國家，亦低于一般發展中國家。另一組數據則證明，中國個稅占居民收入的比例很低。2008年(未更新的數字)居民工資收入為15萬億元，而個稅收入僅占2.5%。

　　為何會這樣？筆者認為，中國個稅制度對高收入階層的邊際稅率太高，是造成個稅征管漏洞的很大誘因。個稅征管漏洞，也是中國高收入階層出現巨額灰色收入的另一主因。

　　筆者拜訪過不少在香港上市的中國百貨公司，發現它們的銷售收入中，相當大一部分是以“購物卡”的方式來實現的(約占20%-30%)。這顯然是一種避稅手段。不少企業或事業單位在正常工資之外，給員工發放大量的各式購物券，在征收個稅時這些巨額收入往往被遺漏。姑且不論“購物卡”這一形式合理或合法與否，一個制度若派生出如此巨大的“灰色行為”，對經濟發展的效率絕非好事。

　　中國個稅體系的另一大問題，在于它跟企業所得稅制度并不配套。在美國，個稅和企業所得稅都是累進稅制，但最高邊際稅率都為35%；在香港，個稅和企業所得稅分別為15%和16.5%。很明顯，這種稅制設計的主要目的，是減少企業主和企業高管在兩種稅制間“套利”的空間。反觀國內，個稅實行累進稅制、最高邊際稅率為45%，而企業所得稅則統一為25%。可以想見，企業主或企業高管在這種稅制下的“最優”選擇，是把自身工資收入盡可能壓低，而把所有可能的個人開支都以“員工福利”的方式支付。這樣的話，既不用付個稅，企業也因支出增加導致稅前盈利下降，可以少付所得稅。政府則因為這種“灰色行為”損失了大筆收入。

　　不少媒體報道指出，在此次稅改后，月入2萬元以下的人能減輕稅負，但月入2萬元以上的稅負則會增加。現實中，高收入階層的稅負是否會真的增加，是一個很大的疑問。若中國的個稅征管體制在一段時間內無法明顯改善，降低高收入階層的個稅稅率，可能是增加政府個稅收入的可行之策，避稅的誘因會相對減少，這可能會直接推動個稅收入增加。另一方面，目前大型外企、上市公司、民企的員工在納稅上相對規范，它們的高層員工往往是目前個稅的納稅主體，但非上市公司和事業單位等，在個稅處理上的規范性仍有待提高。因此，若高收入階層的個稅稅率能適度降低，更能體現對那些規范納稅企業員工的公平性，對平衡不同企業的競爭力也有正面作用。

　　作者為瑞信證券中國研究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