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雜志兩年前的一份榜單，近期再度走紅。這個2009年“稅負痛苦與改革指數”排行榜將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羅列于全球50個國家或地區的第二名，當時即引起大量討論。9月19日，《人民日報》舊事重提，對其進行質疑，將中國的宏觀稅負話題再次推向漩渦中心。與此同時，財政部日前公布數據顯示，前8個月全國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同比增長30.9%。據此測算，今年財政收入將突破10萬億。由此，減稅呼聲再起，殊為兇猛。

　　《福布斯》榜單惹爭議

　　根據《福布斯》計算方法，就一些各國都有的稅種，選用最高的邊際稅率來計算痛苦指數，例如，2009年，我國企業所得稅最高稅率為25%，則相應的痛苦指數為25，照此算法，直接加總各項最高稅率和社會保險費率，得出中國的稅負痛苦指數為159，僅次于法國的167.9，高踞全球第二。

　　時隔兩年，《人民日報》日前刊文稱，《福布斯》的“稅負痛苦指數”科學性較差，并不能反映真實情況。

　　對此，《福布斯》中文版總編輯周健工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人民日報》有很多地方確實有道理。我們的立場是，中國的稅負問題是很復雜的，宏觀稅負也不是唯一的尺度，應該允許通過別的角度來觀察這個現象，這才是一種科學的做法。我們也并不是說我們是唯一正確的。”

　　“稅負痛苦指數”只是福布斯簡單形容稅率高低而生成的通俗化概念，周健工認為：“一方面，稅率越高，納稅人感覺越痛苦；另一方面，如果稅收得到有效的管理和使用，納稅的負擔和所享受的福利相匹配，大家也不會產生痛苦感。”

　　《福布斯》榜單的科學性，是一些學者質疑的焦點。知名經濟學家、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即告訴時代周報：“不同的稅是不能相加的，一頭豬加一支鉛筆加一個杯子，不能說加起來就是三。而且，僅算邊際稅率，不作加權，會對真實狀況有很大的扭曲。再有，福布斯是有選擇地挑一些稅種，它標榜的公正性肯定不成立。比如說西方國家普遍都有遺產稅，最高達50%左右，這一項就沒選。如果加上這項，一些西方國家的痛苦指數就大大上升了。”

　　不過，在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看來，福布斯是個媒體，它不是一個研究機構，因此，對其榜單提出學術要求，是“雞同鴨講”。“它根本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價值判斷問題。它掌握了一些數據，證明中國大致上稅是重的，這就夠了，與民間企業、普通民眾的感覺相比，恐怕無太大懸殊。并且，它并不只是針對中國，同時還評價了其他國家，還是有一定說服力的。”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石磊也認為，如果《福布斯》采用的指標是用來分析所有國家的，只用一個標準，就有它的合理性。“這個結果與老百姓的感覺也是相吻合的。從經濟學上看稅負痛苦指數，不只是看稅收高到多少，而是把通脹率、收入增長率、稅收增長率合并比較。在通脹的條件下，居民收入水平沒有顯著上升，而稅收卻是增加的，比如今年上半年個稅就同比增長了35.4%。居民當然會有怨言，怨言來源于情緒，情緒產生于痛苦。”

　　財政收入首破10萬億

　　財政部日前公布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月全國財政收入74286.29億元，已達全年目標的83%。同比增長30.9%，增速遠高于年初確定的增長8%的目標。據此測算，全年財政收入將首次突破10萬億元。

　　隨著投資、工業、消費等各項指標的回調幅度趨緩，經濟回調空間減小，財政收入增長將獲進一步支撐，“今年將達到11萬億。”獨立經濟學家、玫瑰石顧問公司董事謝國忠對時代周報記者預測。

　　“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經濟高速增長當然是基礎，稅收制度不盡完善，也是很重要的一點。”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告訴時代周報。

　　在劉尚希看來，稅收制度不盡完善，稅費偏高是一個問題，稅負的分布結構不合理也是表現之一，主要是作為流通稅主要稅種之一的營業稅存在重復征稅現象，而隨著商品流通規模擴大，營業稅規模也會快速增長。目前正在考慮把部分營業稅改為增值稅，這是完善稅制的重要一步。
 
　　“還有一個因素，很多人不太了解，我國經濟的外向型程度很高，而有些稅收與GDP無關，比如進口商品帶來的關稅、增值稅，就與GDP沒有任何關聯。當經濟外向型程度越來越高的時候，稅收收入的增長就會快于GDP的增長，導致稅負比重提高。”劉尚希稱。

　　全部政府收入除財政收入外，還包含土地出讓金、收費罰款等預算外收入在內。“中國的大口徑宏觀稅負達到30%以上。”李煒光表示。

　　財政收入的大幅增長，在劉尚希的解釋中，還有個重要原因，原先沒有納入預算的非稅收入，從增量層面已經全面納入預算。“根據財政部規定，土地出讓金、國資經營性收入，這些上繳財政的部分，都要納入預算。由于預算管理制度的加強和完善，造成財政收入增長非常快，實際財力并沒有增加多少。”

　　不過，在李煒光看來，財政收入十余年來一直保持30%左右的增速，這屬于長期超常規增長。“如果財政收入增速過高的話，肯定有超常因素，就是我們所說的‘竭澤而漁’的做法。對企業、對社會、對國民享受的福利，上上下下不是按經濟做事，而是能擠多少就擠多少。政府要想增加財政收入，沒有任何法律或體制上的障礙，而社會和市場在保障自己的權益方面沒有設防，沒有保護機制。”

　　減稅是唯一的牌

　　財政收入大幅增加，減稅呼聲再度洶涌。多位專家表示，在關注財政收入的同時還要注重財政支出，減稅是稅制改革的目標。

　　“營業稅和增值稅是兩大流轉稅種，都有降稅空間。主體稅種應該減稅了，這是最主要的。至于非稅收入這塊，行政收費的征收這塊也要減，但這是老大難問題，行政收費要養活那么多部門，這是剛性的東西，我不太相信它能減。現在的動作只能放在增值稅、營業稅這些主要稅種上。”李煒光表示。

　　“減稅是唯一的一張牌，把個人所得稅從最高45%降到20%，把增值稅從17%降到12%，這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謝國忠也向時代周報表示。

　　也有專家認為，相對于放在臺面上的稅收收入，隱性的非稅收入讓百姓痛感更強，也更難以監督。華生告訴記者：“中國最主要的還是要減少非稅收入。如果宏觀稅負不變，只是減少稅收收入的話，政府會更依賴非稅收入，這樣更糟。我覺得取消土地出讓金比什么都管用，房地產價格一下子就下來了。”

　　在劉尚希看來，政府公共收入是一個體系，應該是包括稅收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及公共產權收益等各方面。“我們不要只盯著稅收，一個公有制為主體的國家有大量公共產權的收益，土地、礦藏等大量公共資源帶來的收益因為沒有一個健全的制度而流失了，應該進一步強化。這一塊增加后，對稅收的壓力就會相應地減輕。”

　　而在現有的稅收結構中，明顯存在間接稅過大、直接稅過小的現象。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僅增值稅、消費稅、關稅、營業稅和企業所得稅5項間接稅的稅額就高達63679億元，占稅收總額的87%。而以個人所得稅為主的直接稅比例顯然不能同日而語，其中個稅只占稅收總額的6.6%。

　　老百姓對直接稅比較敏感，對間接稅不敏感，但實際上人人都要交間接稅。問題是現在直接稅還在減，個稅免征額從9月開始調整后，我國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群比例只剩下百分之二點幾。一方面大家都不希望交直接稅，另一方面又都反對收入差距擴大，這就形成兩難的矛盾。”華生稱。

　　不過，劉尚希認為，間接稅高并不是問題，發展中國家普遍都以間接稅為主。“在提高個稅免征額、直接稅減稅的情況下，不可能再去提高直接稅。”

　　對未來稅制改革的方向，劉尚希認為，將會推進資源稅的改革，向有助于節能減排的方向發展。企業的稅負可進一步減輕，個人所得稅還會更趨完善。“稅收改革要有整體設計，不是某一個稅種的改革，否則就會流于碎片化。”

　　“未來應簡化稅制，目前稅制太復雜，導致稅收成本很高，整個稅收中有20%用于征稅成本，完全可以降低成本，省下的錢轉化為民生投資[7.04 0.00% 股吧 研報]。此外，應實現稅收指數化，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經濟增長質量掛鉤。居民生活水平沒有提高的話，沒有任何理由增加稅收。”石磊則認為。

　　與減稅相對應，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也已迫在眉睫。龐大的“三公支出”久抑不下，與政績掛鉤的“鐵公雞”投資占比過大，民生支出比例超低，一直為人詬病。而財政部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8月全國財政支出8076.96億元，同比增長25.9%。

　　劉尚希認為，財政支出結構調整已在進行：“現在社會性支出在不斷增加。財政支出數額的增長速度遠遠快于GDP，教育、科技、醫改的支出都增加非常快。而行政管理開支盡力在壓，實現零增長。”

　　不過，在李煒光看來，這些年財政支出體制并沒有改革，各地政府是生產建設型的，支出主要用于“鐵公雞”，百姓客觀上也能享受到一點公共服務，但與龐大的財政收入相比，遠不成比例。“財政支出體制改革，難就難在這不是財政部門自己能推進的，它是一個綜合性問題，涉及到政府和人大的關系，國家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的關系，而且直接牽涉預算改革。去年搞的預算體制改革，實際上就是在改革財政支出體制，但非常難，比稅制改革還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