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閉幕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答記者問時指出，2014年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為7.5%左右，他解釋“左右”是指允許實際經濟增長與7.5%的預期有一定的出入，容忍經濟增長在7.5%上下有一定的波動，并依充分就業、通貨膨脹的具體情況做一定的調整。這與此前“7.5%是經濟增長下限”的政策口徑有些許不同。

經濟增長預期是年度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政策目標，三十年來，只要經濟沒有出現高通脹，這個數字向來是越大越好。所以過往的經濟增長政策目標一般都是指經濟增長的下限，例如朱镕基任總理時提出的“保8”，就是指保證經濟增長速度超過8%，李克強總理去年提出的7.5%也同樣是指經濟增長的下限。

GDP增長速度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它關乎就業是否充分、居民收入是否增長。李克強總理回答他可以接受的經濟增長下限時，指出GDP增速的下限就是保證“比較充分的就業，使居民收入合理增長”。雖然過往十幾年較快的GDP增速是以環境污染、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經濟結構失衡為代價的，但在解決城市新增就業人口的就業機會、增加居民收入方面，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7.5%的經濟增長下限，就是為了解決每年1000萬人的新增城鎮勞動力就業和600萬－700萬新增的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這一數字與當前每年城市化率增量對應的新增城市人口基本一致。政府啟動的農村養老與醫療保險全覆蓋、大規模保障房建設、各地城鎮職工社會平均工資年均增長10%左右，城鎮職工基礎退休金年均增長10%也是得益于7.5%以上的經濟增長。

經濟增長總是要波動的，因為技術革新、外部需求發生變化（歐美等國開始抑制自己的進口性消費）、內部消費升級換代等因素，經濟體中總會有一些企業生產的產品或服務落伍于時代、生產的產品超過消費需求，也會有一些勞動力技能過時、跟不上時代。每當這時，經濟增長就會放緩，經濟中的企業會破產、勞動者會失業，以此來淘汰落后產能、促使勞動者提高自身能力適應新變化。

但這個過程非常痛苦，美歐等國的高失業率是政治的高壓線，決定著政客的政治生命的長短。在中國，實際失業率也是社會穩定最為重要的先行指標，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時代，較大規模的企業關停并轉，會引發失業人員的抗議、上訪等行為，從而迫使政府干預經濟，避免企業破產。

然而，我們需要明白，不是自己應該得到的，總有一天會失去。歐洲的希臘、西班牙等國家實行嚴格的勞動力保護政策以及高福利政策，但這些勞動力在國際上卻沒什么競爭力，在全球化競爭的背景下，整個國家都被擊潰，部分勞動力沒有被優勝劣汰的后果就是全體人民一起遭殃。中國1998年以前的國企也是如此，受制于工人的鐵飯碗不能打破，國有企業機制僵化，結局就是能干的員工跳槽另謀生路，其余的員工隨國企一起被淘汰。今天，我們面臨的是同樣的問題。

從具體例子來看，中國三線以下的房地產項目過去五六年開工過多，已經嚴重過剩，對應的是快速上漲的建筑工人的工資；同樣的現象還出現在制造業一線操作人員的工資，以銀行業為代表的部分金融行業員工工資處于高位。如果一味保經濟增長，這些行業的新增就業與工資上漲趨勢很難降下來，調經濟結構也無從談起。

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增長不可能一直是充分就業的，也不可能一直保持居民收入是增加的，因為總有一些企業判斷錯了發展方向，被市場淘汰，這些企業的員工自然會失業。也總有一些勞動者不思進取、沉湎于過去的成就或地位，像美國底特律的汽車工人、中國1998年以前多數國有企業的員工。

兩會時，李克強總理提到，要全面深化改革，要繼續推進簡政放權，讓市場發力，有效規范地發揮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減少政府對經濟增長預期的過多干預，適度容忍允許經濟衰退，放棄以保增長為名挽救落后企業及其落后產能，用市場的力度重塑經濟結構，才是市場發揮作用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