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現在的位置：三方互動提高非財務信息質量
非財務信息具有較強的信息彈性
盡管財務信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業整體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業績，但由于受到會計確認、計量等因素制約，其主要面向過去，是對企業歷史經營情況的圖像反映，相關性和及時性較差，很多重要信息無法通過傳統的財務報表予以披露，越來越難以滿足投資者準確了解公司經營現狀以及預測未來業績的需求，并且隨著利益相關者理論的影響日益增強，信息需求者的范圍也不斷擴大。如員工更加關注福利待遇、職業培訓、工作環境，政府更加關注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履行等信息。由此，增加非財務信息披露，以增強財務報告的有用性，已經得到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廣泛認同。
從近年來不斷修訂的《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號—年度報告的內容與格式》的總體趨勢來看，中國證監會對上市公司非財務信息披露的重視程度不斷加強。如根據該文件2007年修訂版，證監會明確要求上市公司應該在董事會報告中，專門披露對公司未來發展的展望，包括“公司應當向投資者提示管理層所關注的未來公司發展機遇和挑戰，披露公司發展戰略，以及擬開展的新業務、擬開發的新產品、擬投資的新項目等”。2011年，證監會鼓勵上市公司披露對投資者決策有重大影響的報告期主要產品的生產量、銷售量、庫存量和市場占有率等非財務信息。此外，上交所、深交所等機構也出臺了類似的規章條文，鼓勵上市公司披露更多的非財務信息。
雖然非財務信息在相關性和及時性方面具有明顯優勢，但與財務信息相比，往往很難被立即證實或者審計，可鑒證性較差，并且具有較強的信息彈性，即使受到外部利益相關者的質疑，管理者也可能會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作出合理化的免責解釋。比如，可以將業績不佳歸結于外部宏觀經濟形勢、自然災害等與己無關的因素，從而達到“攬功卸責”的目的。因此，關于上市公司是否一定會披露高質量的非財務信息，存在一定爭議。目前主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信息觀和機會主義觀(也稱為印象管理)。由于西方資本市場發展比較成熟，法律體系和監管體制較為完善，市場中介機構如財務分析師等比較發達，可以在相當大程度上提升信息披露質量，所以非財務信息有用性的信息觀占據了上風。正因如此，鼓勵公司披露更多的非財務信息，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對于預測未來發展前景的非財務信息，最初被認為“本質上是不可信賴的”，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禁止披露，但隨后通過制定以及修訂“安全港制度”、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PSLRA)，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不但鼓勵公司披露類似的信息，并且還為可能出現的預測偏差提供了免責的保護制度。
公司、市場、政府各盡其職
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飛速發展，但與有著百年發展歷史的西方發達國家資本市場相比，發展還不是很成熟，屬于典型的新興市場。學者發現，在我國新興市場的特殊制度背景下，一些上市公司出于利己主義，更傾向于披露對其有利的信息，更有上市公司故意披露一些沒有充分可行度、希望靠投資者“人氣”助其成功的“誘導性”信息。并且出于利用信息披露信號顯示作用的目的，管理者往往傾向于讓信息披露看起來較為可靠和及時，以便迷惑市場和廣大中小投資者，從而可以更方便地享受控制權一己收益。如2007年的杭蕭鋼構(600477,股吧)虛假陳述案，管理者只披露了公司擬投資非洲安哥拉的住宅項目，合同總金額高達344億元人民幣，但是對于合同項目可能存在的風險卻未充分披露。
上述事實表明，機會主義觀在我國更加普遍，低質量的非財務信息降低了資產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損害了投資者權益。因此，如何提高非財務信息質量，成為政府和學者關注的焦點問題。結合已有研究文獻，筆者總結了以下幾方面措施。
(1)繼續完善公司內部治理機制。完善的公司內部治理可以通過兩種途徑提高非財務信息披露質量，增強披露動機的信息觀。一是激勵機制。完善的激勵制度有助于保持管理者與外部投資者利益相一致，使管理者更好地為公司整體利益努力工作，從而降低道德風險，緩解代理沖突。二是監督功能。公司治理作為一種重要的控制機制，可以抑制管理者的機會主義行為，促使那些追逐控制權一己利益的公司內部管理者作出的決策，以公司整體價值利益最大化為原則。
(2)充分發揮市場中介機構尤其是財務分析師的作用。財務分析師利用其專業特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準確解讀公司披露的非財務信息，以此作為重要的參考標準，對未來業績作出估測，在公司與投資者之間起到了溝通橋梁的作用。我國財務分析師等市場中介機構，近年來發展迅速，但無論在專業水準還是職業聲譽上，仍然需要進一步加強。
(3)大力建設法律制度和監管體系。外部法律制度和監管體系對于提升非財務信息質量具有重要作用，既可以直接及時發現各種披露違規行為并給予恰當懲戒，也能夠通過其他一些間接機制來發揮作用。比如，可以通過提高財務信息質量，使得管理者虛假披露的企圖因擔心事后被高質量的財務信息披露所暴露而得到抑制，從而削弱管理者披露動機的機會主義觀。
綜上所述，公司治理可以在信息生產階段抑制虛假陳述，市場中介機構與政府則分別利用專業知識和行政權威，在流通環節發揮重要作用。三方各司其職又相互聯系，從而達到提高非財務信息質量的最終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