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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改商”遭遇地方法規限制，如何靈活突破
幾年前，江蘇宿遷的吳女士想辦一個“農家樂”，注冊時遇到了難題，需要先辦理“住改商”手續。“農家樂嘛，顯然是開在自己家里，但按照當時規定不能在住宅里開公司，經過多次咨詢，住宅無法‘改商’。”同樣的情況還發生在常州市民小劉身上，他打算在自己住的公寓里開淘寶店，也無法進行公司注冊。
原因是，2010年江蘇省出臺的《城鄉規劃條例》，第五十條明確提出，業主不得違反法律、法規以及管理規約，擅自將住宅改變為經營性用房。條例對確需改變的情況也做出了具體要求。“盡管做了住改商的規定，可實際操作中困難重重。”江蘇省工商局副局長楊衛東坦言，“首先是部門認識不一致，工商部門想要放寬限制，然而卻給國土、規劃、公安等部門帶來了管理壓力；其次是地方認識不一致，有些地方堅持‘創業第一’，有些卻認為應‘重質勝過量’；同時，社會看法也不一致，創業者希望政策寬松，但居民希望不要擾民。”
去年2月，國務院出臺《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方案》，對住宅樓中能否建公司提出了原則性指導意見：“既方便市場主體準入，又有效保障經濟社會秩序的原則，可以自行或者授權下級人民政府作出具體規定。”
為落實簡化住所登記要求，江蘇省政府明確了“市場主體住所登記的具體條件由各市政府在上位法框架下自主確定”的原則，例如吳女士所在的宿遷市，規定“從事計算機系統服務、數據處理、軟件開發等無污染、不擾民、無安全隱患經營項目的，可以依法將住宅作為市場主體的住所或經營場所登記”，小劉所在的常州市也對文化創意、翻譯服務、股權投資等11類無污染、無安全隱患的市場主體進行放寬。
“要打上‘政策補丁’，就要區分地區、區分行業，不能搞一刀切。”楊衛東說。
“三證合一”后，各部門如何協調并軌
“三證合一”后，會計錢女士辦證不用再一家一家跑，只用了三天，提交材料少了一半，效率之高得到了領導表揚。不過，領證后去銀行開戶，卻遇到了難題：銀行系統不認可這樣“三個號在一起”的新證件。
“銀行說，按照銀行結算賬戶管理辦法及相關制度的規定，需要企業法人提供營業執照正本原件、稅務登記證正本原件、組織機構代碼證書原件等。我只能又回去辦理。”錢女士說。
無獨有偶，南京一家律所的蔣律師拿著一家本省企業“三證合一”執照出省辦理相關業務，也是不被認可，因為有的省份還沒有改革。“辦理容易，辦事卻難了。”蔣律師說。
楊衛東告訴記者，隨著申辦企業越來越多，還可能產生更多的類似問題。目前，江蘇已要求全省范圍內的部門都要對新證予以認可，對于跨省，只能暫時采取“雙軌制”，即領取了“三證合一”的企業，如果需要單獨的稅務登記證、組織機構代碼證書，窗口可為其免費再打印出原件。
在“三證合一”改革前，江蘇就進行了并聯審批改革，即4個部門共同審批，然后在一個窗口統發三證。從“三證統發”到“三證合一”，并非易事，最先面臨的一個問題就是，以哪個證照為基礎。經過工商、質檢、國稅和地稅部門的反復溝通商議，江蘇現有的做法是，在工商執照上加載組織機構代碼和稅務登記號。
雖然三證變一證，可一個證上還是有三個號碼，要進一步到“一照一碼”，難度更大。江蘇宿遷率先試點，企業可獲得18位的統一的社會信用代碼，即“商事登記號”。但是，目前來說，企業獲得登記號后，還會獲得一個提示卡，載明原有的三個號碼。下一步，相關部門將能在江蘇省企業并聯審批平臺查詢原號，出市或者出省也可以憑借此“商事登記號”打印原來的三個號。
“國家目前出臺的政策意見，是鼓勵各地自己出臺關于‘一照一碼’的具體實施辦法。頂層設計沒有出臺之前，需要發揮地方主動性，暫行雙軌制。”業內人士指出，但是，對先行先試的地方來說，由于涉及的各部門屬于自上到下的條線管理，而改革突破了地方法規，難免造成了部門之間認識不統一、協調性有待提高的問題。長遠來看，改革還是需要立法修法盡快跟上。
先照后證，后續監管如何銜接同步
商事制度改革涉及全局，盡管省政府已經明確了許可審批部門、行業主管部門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各自的責任分工，但目前仍有不銜接、不同步的問題。
比如，對酒店行業來說，涉及住宿、餐飲多個領域，“先照后證”改革將衛生、餐飲等許可改為后置，但辦理衛生證還是要憑環保、消防許可，而環保、消防仍是前置許可。拿到執照前，企業仍需花時間申請各項許可，且不少事項為重復審查。
楊衛東說，在許可審批環節，江蘇省首批78項前置改后置的審批事項共涉及省級機關部門24個，但目前僅有省文化廳、省新聞出版局出臺了放寬行政許可條件的文件。與此同時，盡管江蘇開展了并聯審批改革，但參與部門僅限于工商、質監、國稅、地稅等少數部門，多數審批部門并未納入，重復審批大量存在，改革還需一步步往前推進。
而對有的行業來說，“先照后證”帶來了便利，可以早投資、早籌建、早開工。“卻也有‘辦了照提前搶跑’甚至‘只辦照不辦證’的情況”，一位從事餐飲行業的經營者說。
江蘇省工商局對全省市場主體抽樣調查顯示，在314個“有照無證”違規運行的市場主體中，僅有9戶反映受到查處，占違規總數的2.8%.從對省內88個市（縣）了解的情況看，在涉及“先照后證”改革的1036個市縣級政府部門中，對市場主體實施跟進審批監管的部門只有82個，僅占7.9%.“先照后證”改革前，無證無照經營由工商部門“兜底查處”；改革后，“有照無證”經營在不少地方卻出現了“沒人查”的現象。
對此，業內人士坦言，部分審批部門仍停留于舊的監管思維，還是想依賴工商部門對“照”監管來實現對“證”的監管。歸根到底，改革先行了，管理模式卻沒有及時跟上。
同樣的監管問題也出現在了注冊資本認繳制。泰州一名白發蒼蒼的申請人，今年已經72歲了，注冊資本為2004萬元；但其認繳年限為50年，屆時他將年滿122歲。更有南通一位申請人，挑選了“良辰吉日”2088年作為繳款期限。
“實繳變認繳提升了投資創業的積極性，但市場主體自我約束、自我管理的意識不強，存在被動管理慣性。”江蘇省工商局企業注冊分局副局長戴敏說，“面對這種現象，我們也在出臺監管舉措。”據介紹，江蘇已對失信違法的市場主體實行“黑名單”管理，加大市場主體失信違法的成本。目前，信用約束效應在初步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