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頭戲”——財稅改革終于啟動。在日前舉行的2014夏季達沃斯論壇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透露今年后四個月，將重點推動三大改革，其中“深化財稅改革、推進預算管理制度改革”，被放在了首要位置。

　　結合財政部近期的大規模人事調整動作，輿論開始相信財政部將是此次財稅體制改革的絕對主導。但財政部一內部人士都時代周報記者卻表示備感壓力，財政部在此次改革中不要說有絕對主導權，連主導權都未必有。“改革的總體方案和思路由國務院制定，財政部只是執行單位之一；而與平級部門中國人民銀行（央行）等部際間的矛盾尚難分難解，再加上與地方政府之間稅收利得方面的多少之爭等糾葛，注定財政部在這場財稅改革中矛盾重重。”

　　國庫管理權之爭

　　矛盾并非一朝形成。有財權的部委間的矛盾至少存在了十幾年，每次參加相關的聯席會議，必會爭執不休。財政部通常主張分權，央行等部委則主張合權。財政部建議在現有分工下，繼續細化分出類似金融國資委類的職能部門；央行則因權力過于分散，在很多政策和業務執行過程當中碰壁而渴望合并。

　　多年來財政部與央行爭執不下的另一個焦點，是國庫的管理權。之前由于金融管制、權責分明，無論中央還是地方的國庫，都必須在央行指定授權下才能開立戶頭，央行很容易拿到匯總結果。進入市場化經濟后，隨著央行被分權和金融管制放開的雙重作用，指定國庫的開戶權慢慢被含混，在商業銀行的競爭下，央行及其各級分、支行也難以實現對各級國庫的監管。“更何談經理權。”一位央行內部人士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財政部也無法完全掌握相關的數據。由于失去了財政部門與央行間的互相監管約束，“擅自挪用公款、用款項目與撥款申請時的項目不一致的現象開始滋生。” 據一位資本運作人士向時代周報記者透露，2006年以前我國多數高端資本運作項目，幾乎都是通過拿到縣市一級財政局管控的國庫款項充當原始資本實現的。

　　這類基層財政局的局長或主管人，通過打“白條”的方式將資金調出，對某些風險高的投機項目進行投資。賺了就收回本金，再分出一小部分收益給供職的政府，運氣好還會因此獲好考評而升官；運氣差賠了，就想法克扣以后年度的上級撥款及隱瞞地方收入。

　　據上述資本運作人士透露，曾請他代為運作資金的眾多此類官員中，僅有兩人因未平衡好團隊內部關系，遭到舉報而最終落馬入獄。一位律師稱，這就是典型的法律責任界定模糊，刑罰后果過輕造成的后果。

　　更多接近立法修訂層面的人士對時代周報記者則表示，這是傳統思維模式及現代理念沖突后，在現階段缺失有效約束的情況下造成的惡果。不過財政部有關人士認為，上述情況不能歸罪于央地國庫屬權分工，當初這樣設計的初衷，除了平衡央地財政矛盾外，更主要的還是限制央行的權勢過大。

　　發債權集中的風險

　　在《預算法》修訂后，財政部可能會左右為難—不允許地方發債得罪地方，允許發債又得承擔地方違約風險。

　　已獲得全國人大通過的《預算法》修訂稿顯示，“將第二十七條改為第三十四條，修改為：中央一般公共預算中必需的部分資金，可以通過舉借國內和國外債務等方式籌措，舉借債務應當控制適當的規模，保持合理的結構。國務院財政部門具體負責對中央政府債務的統一管理。

　　修訂稿還將第二十八條改為第三十五條，修改為：經國務院批準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預算中必需的建設投資的部分資金，可以在國務院確定的限額內，通過發行地方政府債券舉借債務的方式籌措。除前款規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屬部門不得以任何方式舉借債務。

　　“國務院建立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應急處置機制以及責任追究制度；國務院財政部門對地方政府債務實施監督。”修訂稿說。

　　一位接近改革制度發布層面的人士表示，修訂后的《預算法》釋放的信號是，中央將約束地方債發行，中央與地方共擔地方債風險。中央希望通過這項法律的完善，解決現有地方債頻繁違約失信的問題。

　　但多年來的經驗表明，并非中央的指令對于任何一個地方政府都行之有效。很多地方政府依仗地方某些優勢，對中央部委專業性或宏觀統籌性極強的指導早已不勝其煩。“有令不行”—這是近十幾年來央地間的常態—財政部人士如是說法，亦得到多部委公職人員認同。

　　“由于難以掌握準確的數據，未來財政部負責解決地方債，等于撿了個燙手的山芋。”上述財政部人士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稅改新矛盾必升級

　　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稅得分配矛盾，將是財稅改革難以回避的棘手問題。

　　稅收方面，國家以減稅為目的的“營改增”，最終實施的結果可能使很多企業稅賦增加。一位注冊稅務師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營改增”后，真正得到實際減稅利好的，只有年銷售額低于50萬元的小規模銷售企業，稅率從6%下調至3%；一旦年銷售額超過50萬元，就會被取消小規模納稅人資格，自動被稅務系統納入17%的征管范圍。

　　更多的企業面臨稅賦增加的問題。比如，國家一度提倡過的、包括著作權轉讓和知識產權服務在內的文化產業，稅賦已由原來繳營業稅3%上調為6%；與技術有關的研發及技術服務、信息服務類的稅賦也由原來的5% 上調至6%；最為新興的物流產業及其相關的交通運輸業更是重災區，稅賦已從原來的3%上調到11%。

　　“這是改革中不得不付出的犧牲。”一位政策執行方面的官員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而上述注冊稅務師提醒說，這必然帶來政企間的矛盾。這一改革的背后，也隱藏著中央和地方未來在稅收利得分配方面的矛盾。

　　新一輪的財稅改革更是把消費稅的增加征收，作為國地稅未合并以前，央地財政重新分配的籌碼。此前，已有經濟學家建議我國的消費稅應該從2010年占GDP比重的1.7%，提高到2.26%。國泰君安首席宏觀經濟研究員任澤平博士認為，通過調整消費稅的開征范圍，可彌補地方財政缺口甚至可達1萬億。

　　“營業稅和增值稅這樣的流轉稅種，只要發生資金流轉就必須征收，而消費稅卻非如此。”上述注冊稅務師認為，消費稅絕對不可以廣泛濫征，比如人們日常必需消費品就不應在消費稅的征收范圍，否則將嚴重影響民生。如能盡快實現國稅和地稅的合并，并最終實現機構精減，將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