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判斷題
81.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這兩大陣營劃分的標準是對世界本原問題的不同回答。（　）
82.中國古代哲學家楊泉提出：“所以立天地者，水也。成天地者，氣也。水土之氣，升而為天。”這是形而上學的觀點。（　）
83.市場機制是指市場諸要素之間相互聯系和作用的制約關系及其調節功能，其核心機制是供求機制。（　）
84.商品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商品價格與貨幣價值變化成正比，與商品價值成反比。（　）
85.毛澤東人民戰爭戰略戰術思想的核心是積極防御的思想。（　）
86.三大改造以后，我國社會主義政治生活的主題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
87.法律解釋一經通過，應由國家主席簽署主席令予以公布。（　）
88.公務員在行政訴訟中的法律地位是第三人。（　）
89.支配權不存在對應義務。（　）
90.計劃工作的基本內容是：市場占有率預測；預測未來環境可能發生的變化；擬訂和選擇實現目標的方案；方案的評價和選擇；確定目標。（　）

四、綜合寫作題
資料1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生態中心研究員Ｗ說，如果把城市看做一個人的話，那么城市病就是這個人得的5種病。
首先是肺出了問題。城市需要綠地來新陳代謝，供應氧氣，消化二氧化碳，然而現有的城市綠地，包括公園綠地、人行道綠地、城市農業、城市林業等，無論從結構還是功能來講，都還不足。
其次是腎的問題。城市需要濕地，水體、河流、湖泊、池塘把城市里的污染物、有毒有害的物質凈化掉。然而目前城市里的很多坑塘、河流都已被填掉，剩下一些不流動的死水。
接下來是脾。地表、建筑物表面都被水泥、柏油密封，導致降水不能有效地成為地下水，同時還將地面臟物沖到河水中致使水污染加重。沒有綠地導致熱島效應變高，空氣污染等問題便接踵而來。
另外，口也存在著問題。Ｗ指出，各種污染物的排放口，包括廢氣、廢水、工業垃圾、生活垃圾等，排放后本可在大自然中完全降解。但是城市排放太多，只能將其轉移到農村，比如污水流到農村、垃圾運到郊區等，這又加重了城市周邊農村的污染。
最后，是脈的問題。一個正常有機體的血脈經絡本應通暢，但是目前主要交通干道的堵塞卻使城市這個有機體不再通暢。他認為，一個比較健康的城市應沿著主要的交通動脈發展，靠輕軌和地鐵與周邊城鎮、產業園相連，產生最大的邊緣效應，這樣才意味著脈打通了。
“腎、肺、脾、口、脈不健康，這就是我們講的城市病。”Ｗ說。
資料2
近年來，流動人口過度集中在大城市的問題非常突出，不少城市已感到不堪重負。2011年10月9日發表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1》在對全國人口分布趨勢的預測中指出，到2020年中國內地城鎮人口將超過8億，未來10年累計需轉移農村人口1億以上；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3大都市圈將吸納新增城鎮人口4000多萬，城鎮總人口約占全國城鎮總人口的25％。為促進人口城鎮化健康發展，報告建議強化人口發展規劃在城鎮化發展中的基礎地位，建立重大專項規劃銜接機制、重大工程項目人口評估機制和人口預警機制；完善人口城鎮化進程中的人口信息管理，建立人口信息共享、動態更新機制，推進全員人口信息和流動人口動態監測信息資源的建設和開發應用。
此外，報告還提出構建引導人口有序遷移、合理分布的體制機制，以產業發展促進城鎮就業，統籌推進戶籍、社會保障、土地等相關制度改革，制定差別化的人口遷移管理政策，構建有利于人口聚集的財稅管理體制；加強流動人口服務管理統籌協調，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構建流動遷移人口動態監測體系，實施流動人口市民化工程和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促進工程。
資料3
城市交通是城市社會活動、經濟活動的紐帶和命脈，對城市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近幾年來，隨著人口的增長，國民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在我國許多大、中城市出現了嚴重的交通擁堵現象，加上城市車輛數目的急劇增長，車輛與路面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嚴重影響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經濟的發展。
杭州現有常住人口810萬人，截至2010年底，杭州市區的汽車保有量已達69.15萬輛。近三年，杭州新增近29萬輛車，汽車保有量猛增70％。隨著車輛上牌數持續增長，預計今年杭州主城區機動車保有量將超過80萬輛，早晚高峰交通擁堵狀況將比過去更為嚴重。而杭州的交通資源配置尚未到位，地鐵仍在建，快速路網未成形；每年還有30萬人在駕校學習，隨時準備加入這座沒有交通平峰的城市。因此，杭城交通擁堵將進入常態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近幾年來，杭州實行交通“人性化管理”，出臺了一系列舉措，如取消私家車上牌限制、試行單行線、實行“公交優先”、開通快速公交線、推行“免費單車”、實施“停車新政”等等。但目前來看，杭州交通管理仍面臨一些問題：當前地鐵工程全線開工，一系列道路建設整治工程全面鋪開，給城市交通帶來了陣痛，使交通管理工作更為困難；公交分擔率還不高，城市道路交通正陷入“公交車快不起來、準不起來——公交分擔率下降——電動自行車、小轎車等個人交通工具增多——公交更慢、更不準——交通更加擁堵——公交分擔率再下降”的怪圈；“停車難”問題有加劇趨勢，因停車難又引發“亂停車”問題和“行路難”問題，有車族與無車族之間利益越來越難平衡。因此，如何破解杭州城市的交通擁堵難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與焦點。
北京、廣州、上海等城市嘗試運用多種行政或市場方式來緩解人們對日益嚴重的擁堵的抱怨，但效果不彰，不少舉措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交通擁堵。歷史經驗證明，治堵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也不可能有一勞永逸的“貼膏藥”式的權宜之計。放眼全球，倫敦、紐約和我國香港等大城市的治堵之策之所以效果明顯，是因為這些城市的管理者把治堵當作一項“系統”工程，每個被納入系統的要素都要協同配合，形成一種機制。盡可能縮短治堵工程與政策形成過程間的時間跨度，城市管理者從治堵的公共政策、管理體制、制度措施和技術手段等方面進行科學配置，從而有效規避了在城市治堵系統工程中顧此失彼，留下隱患的風險。
資料4
在我國目前的城市化過程中，存在著一個認識上的極大誤區，即城市規模的“大餅”攤得越大越好。2011年11月29日，中國科協召開的媒體見面會傳出消息，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攤大餅”勢頭不減，耕地存量逼近生存紅線，目前已有135個城市建成區擴展超過4倍。
伴隨著城市不斷蔓延，耕地資源損失也不斷加劇。據測算，我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年均增加約11萬公頃。1978～1989年，年均建設占用耕地為15.8萬公頃；1990～1999年為16.8萬公頃；2000～2009年為21.2萬公頃。研究顯示，許多城市蔓延特征表現出規模擴展系數突破“合理界線”、資源存量加速逼近“生存紅線”和地方政府違法逾越“和諧底線”的失衡態勢。
專家指出：“中國80％的土地違法由地方政府主導，因非法征地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已占全國農村群體性事件的65％以上。與此同時，我國城市的資源環境壓力不斷加大，2008年已超過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據介紹，研究人員將國內城市蔓延劃分為犧牲性和損耗性兩種類型，前者是由于價格失靈、忽略農地非市場價值引起，該過程農民和集體雖然付出較大犧牲，但對城市建設和區域發展貢獻巨大；后者由于政府失靈、人為壓低農地價格引起，該過程雖然對官員政績和經濟增長貢獻巨大，但往往以損耗可持續發展的資源與環境基礎為代價，因此，對整個社會而言，無疑付出了巨大成本。分析顯示，我國城市蔓延更多體現“政府”意愿，一些地方往往通過壓低農用地真實價格實現城市的擴張。農民和村集體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地價不能客觀地反映土地的真實價值。研究人員建議我國未來城市發展應通過制度和政策創新，增加農地保護考核權重，進而消除損耗性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