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力度空前的出口退稅新政發布之后，出口退稅制度應當穩定足夠的時間，一兩年內不應繼續削減了。
　　鑒于中國貿易順差已經連續兩年突破千億美元，今年貿易順差很有可能達到2500億美元新高峰；鑒于巨額貿易順差給中國帶來的流動性過剩、資產市場泡沫橫飛、通貨膨脹壓力加劇等問題日趨嚴重，壓縮國際收支雙順差是中國當前宏觀經濟調整的重頭戲，而財稅政策又從來就是見效較快的政策工具，此次出臺出口退稅新政并不十分令人意外。與此同時，鑒于長期的高出口退稅養活了一大批躺在出口退稅上茍延殘喘的企業，也給一大批出口企業提供了無秩序價格戰的本錢，為了提高出口效益，調整出口退稅政策也是必要的。
　　盡管如此，出口退稅新政并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而且實施后還應注意防范可能帶來的問題，以便保證取得如我們期望的效應。
　　首先，中國貿易順差和美歐貿易逆差不是中國單方面的問題，而是中國與美歐雙方的因素共同造成的。
　　有鑒于此，調整中國宏觀經濟失衡和全球失衡不能僅僅依靠中國的調整，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需要調整；根據受益和公平原則，美歐需要作出的調整力度應該更大才對。從2006年下半年以來，中國已經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旨在減少出口激勵、增加進口和對外投資激勵的措施，那么，美歐雙方是否也應該采取相應的實際行動呢？中國政府將如何督促美歐采取實際行動？特別是將如何督促美國在《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聯合情況說明》中的承諾？――“中美雙方還同意采取重大措施降低中國國民儲蓄率，提高美國國民儲蓄率”；“雙方決定在今后的6個月中優先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美國將采取措施，增強長期財政責任，并采取新措施鼓勵私人儲蓄。”我相信，中國國民普遍期待見到這方面的交待。
　　其次，中國出口規模巨大，從業人員眾多。盡管過度依賴出口市場存在很大風險，轉向更加倚重國內市場的發展模式是大勢所趨，但這種調整需要時間。如果調整力度過大且無相應提高出口效益措施跟進而導致出口下滑過多，那么企業效益和就業機會銳減等副作用將可能過強而對政策激起太大的反彈，甚至有可能導致政策調整回頭。無論是在外貿政策還是外資政策方面，這種教訓以前都已經發生過，不可掉以輕心。所以，我們一方面應堅決落實出口退稅政策調整，另一方面應該從提升產品結構、改善企業組織等方面加大投入，緩解出口退稅新政可能的副作用，并促進達到提高出口效益的預期目的，避免發生政策調整回頭。
　　第三，盡管目前需要大力削減貿易順差，但是我們必須時刻牢記，財富的生產能力永遠比財富本身更重要，在經濟增長、充分就業、價格穩定、對外經濟平衡、不斷提升國內產業結構等主要目標中，抑制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增長(即對外經濟平衡)是短期或中期目標，而提升國內產業結構乃是長期目標，我們不能為了中短期目標而犧牲長期目標。考慮到先進制造業產品具有較強的規模效應，出口市場對其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固然要大力削減“兩高一資”等低技術、低增值、高污染、高能耗商品出口，但仍應鼓勵自主創新先進制造業發展，鼓勵其占據國際市場。
　　第四，2004年以來，中國已經數次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從去年9月以來的貿易政策調整尤其密集，今年6月1日起要調整部分商品進出口暫定稅率，7月1日起實施出口退稅新政，從去年實施新出口退稅制度到此次出口退稅新政，歷時不過半年。即使目的正確，過于頻繁的政策調整也必然導致企業對政策環境的預期很不穩定，干擾其正常的生產和經營節奏。因此，此次力度空前的出口退稅新政發布之后，出口退稅制度應當穩定足夠的時間，一兩年內不應繼續削減了。
　　第五，旨在提高出口效益、推動外貿增長方式轉變的政策調整方向已經提出數年了，政策調整也已經發生了幾次。在政策調整醞釀過程中，不少企業寧可進行活躍的政治游說力求保住某些不符合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目標的政策，卻不愿意下功夫提升產業結構、開展自主研發。此次出口退稅新政告誡許多企業，與其把希望寄托在游說擺平這個那個人、這個那個勢力上，不如順應政策調整潮流，把希望寄托在自己積極的實際調整措施上。從這次出口退稅新政和其后加工貿易新政發布后某些企業、機構的表現來看，他們并未真正吸取這一教訓，因此重復這樣的告誡還是有價值的。
　　最后，還有一個問題不可忽視：大面積下調、取消出口退稅之后，由此節省的財政支出又應當如何使用？
　　為了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為了鞏固中國外經貿和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基礎，將進出口稅收增收節支額投入增強對外經貿的“體質”是恰當的。具體說來，可以投入以下幾個領域：
　　首先是投入發展自主創新先進制造業，特別是技術裝備、大飛機、芯片等戰略性產業。為此，我們可以用國家投資、政府采購、技術教育投資等手段支持自主創新先進制造業發展，并繼續鼓勵自主創新先進制造業擴大出口，鼓勵其占據國際市場，包括維持乃至適度提高這類商品的出口退稅率。
　　其次是用于支付出口產業向國內欠發達地區轉移和促進區域均衡發展的成本。出口產業向國內欠發達地區轉移，需要在基礎設施等領域增加投資。此外，中國區域發展落差已經達到了“一五”以來前所未有的地步，而出口退稅調整等貿易政策調整本意雖然是提高出口商品結構，但有可能因遏制中西部地區優勢出口產業(初級產業)而令其承受比東部更大的沖擊。我們需要考慮優化現行財稅體制，提高資源稅，讓地方從資源開發收益中獲得更大的份額用于環境保護和恢復，以及改善企業所得稅、增值稅制，激勵中西部更加樂意將資源在國內東部深加工后出口，而不是直接以初級產品形態出口，并從中分享合理份額的收益。但在這一調整過程中，中央財政分享的資源稅等將有所下降，可以用外經貿稅收增收節支額來彌補，以便調整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