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管部門應放棄‘GDP’依賴和‘保費依賴’。”在廣東省人民政府主辦、中國平安保險(集團)公司承辦的“完善現代保險體系，支持建設幸福廣東”“金交會”分論壇上，首都經貿大學農村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庹國柱教授對記者表示，預計未來保監會可能采取“有松有緊”的弱監管政策，既不放任自由，亦將繼續加大償付能力等要害指標監管。

　　監管收緊有益行業盈利

　　在過去14年里，我國產險公司從13家增長到59家(僅包括直保公司)，保費收入從1999年的558.07億元增長至4026.89億元，增長了621%;產險行業2010年和2011年都實現承保整體盈利。

　　庹國柱教授表示，根據自己的研究，在這十多年里，產險在整體上呈現出利潤波動的特征。這種波動除了巨災和投資收益的短期影響之外，從長期來看，主要原因在于監管政策的調整。

　　他具體指出，保監會的政策經歷了“嚴格監管放松監管嚴格監管”三個階段，相應的產險行業盈利變化是“利好利空利好”，而這一特點在歐洲和日本也曾出現過。第一階段是，1998年到2002年中國入市。保監會第一任主席馬永偉對產險實行了從市場主體準入、費率監管和投資渠道限制多方面嚴格的監管政策，這種政策在整體上為產險行業創造了較大的盈利空間。

　　第二階段是，從2002年到2008年。監管部門強調發展，強調縮小與市場需求的差距，鼓勵擴大規模，放松了對產險行業的準入和費率監管，降低了行業經營的利潤空間。特別是，在廣東某地區進行費率市場化改革試驗基礎上，開始實施全國車險費率市場化改革，當時的人保財產保險公司率先將費率大幅度下調，拉開了“自由”競爭的序幕，隨后幾年財產險陷入了愈演愈烈的“惡性競爭”。

　　第三階段是，從2009年到現在。在這種條件下，監管部門重新審視和反思實施了將近6年的“做大做強”指導思想及其后果，開始強調費率監管，逐步強調行業和企業的經營效益和發展質量。由于監管思路的轉變和新修訂的《保險法》授予監管部門更大權限，嚴格監管的執行力大大增強。

　　監管層宜改變監管思維

　　在次背景下，庹國柱教授認為，首先，盲目的做大做強以及降低準入門檻，會導致市場陷入惡性競爭，并導致行業陷入虧損。因此，監管部門在規模與效益、速度與質量的選擇之間，有可能遵循“在做好的基礎上力爭做大”的監管邏輯選擇監管政策。

　　其次，在市場準入的問題上，保留保險企業的準入門檻和審批權，同時降低現有主體的市場集中度，也符合監管部門的市場目標和利益。其實，監管部門存在著改造市場格局的強烈愿望。既希望保持國有企業和其他“巨無霸”企業在行業中的主導地位，便于對整個行業的調控，也便于相關監管機構人員的安排(盡管這在其他國家是被禁止的)，又希望削弱現有保險巨頭的力量，降低市場集中度，形成更加分散的市場格局。

　　最后，在費率監管問題上，保監會一定會在推進保險業市場化改革方面繼續嘗試，但是會力求避免自由化放任和惡性競爭的慘烈局面的再現，就是說在費率監管方面，保監會可能繼續實行謹慎的放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