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不管對于企業還是對于個人，中國的稅負還是很重的。”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工商聯兼職主席袁志敏在被問及對中國稅負有何看法時，直言不諱地說，過重的稅負令企業承受巨大的經營壓力。

　　雖然支持征收房地產稅，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也贊同結構性減稅。他認為，目前中國的稅負集中在中等收入和中下收入階層，對富裕階層征收的稅負相對國外來說顯得太輕。

　　兩會上的稅負之爭不時可見。前幾天，全國政協委員、企業家甘連舫在分組討論時呼吁提高個稅起征點，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購買力。同組的全國政協委員、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宋蘭現場回應：將個稅起征點提高到3000元已經讓納稅人從9000萬人減少到3000萬人，繼續提高起征點不可能。

　　全國人大代表趙冬苓則提出了議案，建議人大收回稅收立法權。這份議案揭示了一個不太為人知的事實現有的18大稅種中，只有少數稅種由全國人大立法批準，其他都是授權國務院作暫行規定或條例。

　　國家財稅的增長顯而易見。十幾年里，GDP從當初的幾萬億，增長至現在50多萬億;稅收也從原來的萬把億，增長至現在的十幾萬億，稅收增速超過了GDP的增速。與此同時，為了調整經濟結構和縮小貧富差距，人們還不時聽到各種增加新稅種的建議，諸如遺產稅、房產稅、排污稅之類，而很少看到減稅的舉措納稅人的婚姻、家庭、子女負擔和所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等減稅因素，尚未在個稅中有所體現。兩相對比，不免產生稅負重的感覺。

　　稅收改革，并不是只征稅不減稅。客觀而言，這些年，也確實減免了一些，而征稅容易減稅難的錯覺，主要是因為許多稅收并沒有征得納稅人的同意未經人大立法同意的一些稅收，實際上繞過了納稅人知情這一關。一些地方這幾年試點的房產稅等，就大多存在這一缺陷。

　　行政部門有著天然的擴權沖動，稅收越多，政府口袋里的錢就越多，花錢就越容易。盡管人大可以授權相關部門立法，但稅收立法權的“旁落”，必然產生的一個后果就是，行政機構繞過漫長的立法程序，出臺各種有關稅收的暫行條例，導致稅負只增不減。

　　“無同意，不納稅”的稅收原則，早在數百年前的代議制政治中就已確定。不管是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北美殖民地的獨立運動，法國的大革命，還是中國歷史上反抗皇糧捐稅的起義，都與稅收不無關系。因而，溫家寶總理才會說：“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

　　稅收并不是越少越好，也并非多多益善。為什么征稅，征收的各種稅都用于何處，納稅人要知情。兩會上，認真審議、討論政府預算報告的代表委員越來越多，說明納稅人的權利正在得到尊重。看好了“錢袋子”，讓政府不亂花錢，納稅人繳起稅來才能心甘情愿。

　　政府需要靠賦稅來運轉，公民的各種權利和福利，需要公共財政來保障。納稅是義務也是權利，作為代議與立法機構，大人首先就是議稅的地方。哪些稅該征，哪些不該征;哪些稅種可以增加，哪些稅收相應減免;都應該拿到兩會上來議一議。征稅的立法權屬于人大，其“下放”的權力是否該收回，也需要好好議一議。讓納稅人參與，廣泛聽取民意，符合立法程序，稅收才有合法性;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納稅人才不會覺得稅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