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打下稅收制度改革的基礎，才會有各種再分配手段的協調配合，才可能實施有助于“劫富濟貧”目標的操作，才可說得上政府在收入分配領域有實質性的作為，也才有可能打破目前在收入分配問題上的僵局。

并非出人意料，在今年的“兩會”上，收入分配改革又成為代表、委員們熱議的話題。而且，時值國務院批轉國家發改委等部門制定的《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簡稱“若干意見”）不久，代表、委員們對于收入分配改革的關注，已經有了往實質層面深入或深化的勢頭：作為一個綱領性文件，“若干意見”所描繪的藍圖該如何且何時加以細化？怎樣落實到具體行動上？

的確，“若干意見”需要以實質性的操作相伴隨，否則，便可能成為一紙空文。問題是，如何才能拿出實質性的操作？

必須打下稅收制度改革的基礎

稍微靜下心來，將與收入分配問題有關的前因后果、來龍去脈仔細地過濾一番，就會看到，在具體實施“若干意見”問題上，如下幾個互為關聯的基本事實是不容回避的：

第一，在收入分配領域，當前最大的風險，并不在于收入分配差距有多大，在某種程度上，甚至也不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被持續拉大，而在于面對收入分配差距被一天天拉大的現實，政府鮮有實質性作為。

第二，對解決收入分配問題，政府不可謂重視不夠，不可謂決心不大，也不可謂沒有方向定位，但就是苦于找不準下手的地方或可操用的工具。機制尚缺，渠道不暢，正是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癥結所在。故而，由重新建構機制和渠道入手，進而謀求政府在調節收入分配方面有實質性作為，方為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重要著力點。

第三，一旦將著力點放在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機制構建而非一般性的解決某些突出問題上，又會發現，初次分配層面屬于市場體系，既相對復雜，亦尚存不少有待論證之處。再分配層面可在政府掌控之中，既相對明晰——以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又有可供參照的國際經驗——在OECD國家，再分配機制對于基尼系數的改善度平均可達14個百分點。故而，構建收入分配調節機制和渠道，當由再分配層面的調節機制做起。

第四，再分配的靈魂就在于“劫富濟貧”。以此為標尺審視現實中的稅收、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還可發現，作為主要致力于“濟貧”的行動手段，盡管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仍有種種不盡如人意之處，但畢竟機制在，有渠道。當下的任務，在于采取多方面的措施進一步加以完善。作為主要致力于“劫富”的行動手段，現實中的稅收則既無機制，又無渠道，基本不具備勝任如此使命的條件。故而，相對而言，現行稅制的缺陷以及由此派生的現實稅收格局，系當下中國收入分配領域的“卡脖子”地帶。只有打下稅收制度改革的基礎，才會有各種再分配手段的協調配合，才可能實施有助于“劫富濟貧”目標的操作，才可說得上政府在收入分配領域有實質性的作為，也才有可能打破目前在收入分配問題上的僵局。

現行稅收制度和稅收格局

說到中國現行的稅收制度和現實的稅收格局，可以2012年的數字為例，操用寥寥數語還原出如下一幅近似直觀的基本圖景：70%以上的稅收收入來自間接稅。剩下的25%左右的直接稅中，19.5%又系企業所得稅。只有5.8%的稅收收入，來自于個人所得稅。

如此的稅收制度和稅收格局，歸結起來，具有兩大不同于其他國家的突出特點：

其一，價格通道，即70%以上的稅收要作為價格的構成要素之一，附著于價格之中，通過價格的傳遞而轉嫁于廣大的消費者。

其二，企業出口，70%以上的間接稅加上近乎20%的企業所得稅，大約90%以上的稅收都出自企業之手，由企業繳納給政府。

正是如此的稅收制度和稅收格局，導致我們在調節收入分配特別是調節過高收入方面一再地遭遇實在跨越不了的種種難題：

70%以上的稅收須通過價格轉嫁，意味著我們的稅收歸宿在整體上是難以把握的。無論增稅還是減稅，基本上是“一鍋煮”或“一勺燴”。不論富人和窮人，要增稅，大家一起增；要減稅，大家一起減。不論是由誰具體多繳了稅收，通過價格通道的層層轉嫁過程，最終買單的，都是全體消費者。也不論是由誰具體少繳了稅，最終獲益的，同樣是全體消費者。鎖定特定的人群實行“定點調節”，讓稅收的歸宿能夠有所把握，對于我們，目前還是一個難以企及的事情。此其一。

90%以上的稅收需通過企業之手繳納，意味著我們的稅收調節在整體上是難以觸及居民個人的。中間隔著企業這堵墻，政府著眼于居民收入分配所實施的調節，即便意圖明晰，目標確定，一旦投入操作，經過企業這個中間環節，其有效性究竟能有多大，目前絕對是一個難以提及的世紀之謎。此其二。

只有6%左右的稅收直接來自于居民個人，意味著可用于調節居民個人收入分配的稅收空間極其狹小。在如此狹小的空間內，即便稅收制度的設計極其科學，即便稅收的征管技術極其現代，即便實施操作的稅務人員素質極其高超，它所能產生的能量，相對于它所鎖定的調節對象——居民收入——而言，也屬于小馬拉大車，心有余力不足。運用稅收手段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目前無疑還是一個難以實現的夢想。此其三。

“營改增”已邁出堅實的一步

也正因為上述現狀，作為稅收制度改革的一種新的目標定位，“形成有利于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稅收制度”先后被載入中共十八大報告以及“若干意見”之中。毋庸贅言，將這一目標定位付諸實施的基本路徑，就在于通過稅收改革，在保證宏觀稅負水平基本穩定、大致不變的前提下，減少間接稅，增加直接稅；減少由企業繳納的稅，增加由居民個人繳納的稅，從而建設一個融間接稅和直接稅、企業法人納稅與居民個人納稅為一體的大致均衡的稅收體系格局。

回過頭來看一下過去一年圍繞“營改增”所走出的基本軌跡，便會發現，事實上，圍繞建設一個大致均衡的稅收體系格局目標，我們已經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比如，作為迄今為止涉及規模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一項結構性減稅舉措，即便在以上海為代表的少數區域內和以“1+6”為代表的少數行業內，甚至除上海之外其他區域的試點時間只有區區幾個月或僅僅一個月，“營改增”已經帶來了400億元的減稅規模。隨著今年實施“營改增”的區域范圍擴展至全國，行業范圍擴展至鐵路運輸、建筑安裝和電信等眾多領域，其所涉及的減稅規模將可能達數千億元。毫無疑問，這些被減下來的稅都屬于間接稅。

再如，作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一項重要部署，“結合稅制改革完善結構性減稅政策”已經深入人心并逐步落實。在其中，擴大個人住房房產稅改革試點范圍、加快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不僅已經進入議事日程，而且將作為與“營改增”相輔相成的稅制改革舉措，著力推進。毋庸贅言，無論是個人住房房產稅試點范圍的擴大，還是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建立，所涉及的都是增稅。這些可能被增上去的稅都屬于直接稅。

很顯然，經過如此改革之后所形成的稅收制度和稅收收入格局，符合十八大精神和“若干意見”的要求，更系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礎。

可以預期，至遲于“十二五”落幕之時，隨著營業稅被全部納入增值稅框架體系的進程，中國將進入一個整體稅收制度體系的重構階段，并由此迎來解決收入分配問題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