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世界經濟似乎日益將賭注押在了貨幣的魔力之上。在剛剛閉幕的博鰲亞洲論壇上，IMF總裁拉加德也不忘肯定寬松貨幣政策和日本央行的“非常規措施”，猶如年初G20會議般試圖淡化貨幣戰爭論的疑慮，IMF和全球主要央行都成了寬松貨幣政策的信徒。 　　在擴張性財政政策空間耗盡的當下，貨幣政策似乎成了全球拖延經濟危機的唯一選擇。過去6年，歐洲央行、美聯儲和英國央行的資產規模分別增加一倍以上、兩倍和三倍，只增加了35%的日本央行于是緊隨其后，并被G20認為只是國內經濟政策。 　　實際上，已經推出四輪QE的美國經濟并無改善。有統計顯示，如果包括已放棄求職者、非自愿兼職者及勞動市場邊緣人口，美國實質失業率其實介于14%至15%，工作適齡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已下降至63.5%，為30年來最低。歐洲經濟也是如此；日本對外貿易更已持續8個月逆差。 　　寬松貨幣政策制造通脹化解巨額公共債務的意圖很明顯。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已約110%，整體赤字水平長期維持在6%-7%的水平，主權債務年度再融資規模超過8萬億美元。不過，4月2日日本也已表示2%的通脹目標可能在2年內無法實現。美國、歐盟的通脹率也依然難以拉升。實際上，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工資收入上不去，消費、投資信心的缺乏，過多的貨幣只能進入流動性陷阱，難以影響物價。這在政府依然能夠推動巨額投資的中國也是如此，3月份PPI依然下降1.9%。 　　不過，經濟大國貨幣政策對全球資產價格的影響卻是無法低估的。過去6個月，日元兌美元和人民幣已經下跌了20%，中國“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的財務運作日漸盛行。世界主要央行的資產購買行為，不僅拉低了主要國家債券的收益率，還推動資本向其他領域投資，全球資產價格的波動已經不可避免地放大。正如《華爾街日報》社論指出，G7的匯率政策，只會造成更大的混亂。對發展中經濟體的沖擊顯然難以避免，今年以來，MSCI指數表現一反多年的常態，發展中國家明顯遜色于發達經濟體。 　　發達經濟體不只通過匯率震蕩制造資產價格波動來轉嫁債務危機，美國還在世貿組織之外重寫世界貿易規則。與關稅只有4%水平的歐盟開展自由貿易談判，以及以政治和經濟的兩手拉東南亞和日本加入TPP，都是被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認為是將WTO邊緣化的行為，也是把中國排除在外的舉措。 　　與此同時，日本的寬松貨幣政策還推動了東南亞貨幣的大幅度貶值，而成本更為低廉的東南亞早已是中國大量制造業日益轉移的目的地。中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已如韓國般惡化。 　　而中國在過去三年半形成固定資產規模高達120萬億元基礎上依然延續投資主導經濟增長型戰略，土地改性制造的資本增值，并無實際勞動創造的價值支撐，正在銀行間擊鼓傳花，似乎只能相信房地產業將永恒充當貨幣的蓄水池；而為控制CPI而抑制的農產品價格增長，正在抽掉城鎮化的根基。如何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和實體經濟發展，應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