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通過繳納直接稅之一的房產稅對降低房價的作用究竟幾何?作為資本所得的遺產稅征收應該注意些什么問題?增加直接稅比重的同時，還需注意哪些問題?本報記者圍繞這些問題采訪了業內專家。

　　增加直接稅比重適度減少間接稅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史蒂芬·格羅夫近日在第14屆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稱，中國應增強稅收的累進性。增值稅是目前中國最大的稅收來源。直接稅可以在中國稅收收入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直接稅更利于調節收入差距，因此更具公平性。而間接稅累退性明顯。征收資本收益稅和房產稅，引入遺產稅和贈與稅，都將有助于平衡收入分配。

　　據悉，我國的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體，約占稅收總額的三分之二，這是由我國經濟欠發達、企業經濟效益不高、民眾收入水平低、稅收征管能力弱等因素造成的。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也屢次提到，稅制中能夠比較有效、有力調節收入再分配的稅收工具，不是間接稅，而是稅負不能轉嫁的直接稅。

　　知名稅法專家、中央財經大學稅務學院副院長張廣通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我國流轉稅多采用比例稅率，確有退累性的問題，且易影響資源配置效率，扭曲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增加普通百姓的生活負擔，招來民眾的非議，所以適當降低流轉稅的比重、穩步提高所得稅的比重及其累進性是必要的。但在金融危機影響沒有完全消散的情況下又有很大難度，不能操之過急。開征房產稅和遺產贈與稅是稅制改革的方向，也是建立地方稅體系、穩定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舉措。

　　北京明稅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武禮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認為，貧富差距過大是當前中國急需解決的社會問題。開征資本收益稅、房產稅，引入遺產稅和贈與稅，無疑對于平衡收入分配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有助于地方政府獲取新的財政收入來源。

　　武禮斌同時指出，但在當前中國經濟增長整體放緩的形勢下，政府應優先考慮整體減稅，給企業創造更好的稅收環境，使企業得以休養生息。增加直接稅的比重，毫無疑問應該是未來稅制改革的大方向。但政府應在整體減稅的思路下，在增加直接稅比重的同時，適度減少間接稅的稅率和比重。

　　適度降低房產開發流通環節稅費

　　在高房價的當下，房產稅也被很多人認為是一把調控樓市的利劍。然而，普遍征收房產稅真能對高房價“一劍封喉”嗎?

　　“每套房每年繳付3%至5%的房產稅，房價會相應下降。”著名投資家索羅斯在博鰲亞洲論壇指出。

　　不過也有業內人士認為，房產稅能否對調控樓市發揮作用，恐怕還要看看造成我國當前房價整體上漲的原因，比如住房剛需、貨幣超發、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人力及原材料成本的上升等，如果不區分是否首套住房和人均住房面積等。

　　武禮斌表示，對每套住房每年征收3%~5%的房產稅，毫無疑問將會逼迫多套住房的持有者和投資客拋售手中的住房，從而增加供給并最終造成房價的下跌。但這種普遍征收房產稅的方式，無疑會嚴重增加普通民眾的生活負擔。因此，普遍征收房產稅的方案，不具有現實的可行性，也會造成新的社會不公。

　　武禮斌認為，當前，房地產開發和流通環節的稅費較多，是造成房地產價格上漲的原因之一。要改革房地產行業的稅費體制，應將減少開發和流通環節的稅費與適度增加持有環節的稅費相結合，在不增加普通民眾稅費負擔的前提下，采取必要措施使空置住房更多進入市場流通，并在住房緊張的地區進一步增加住房供給才能真正降低房價。

　　著名房地產商、SOHO中國董事長潘石屹也稱建議把流通環節的稅費降下來。“把持有的物業稅和房產稅提高起來，全國房子的數量已經夠了，把持有的稅增加，整個的房子就流通起來了。”潘石屹稱。

　　也有業內人士稱，從房地產市場情況看，影響最大的是限購、限貸，其次才是房產稅。

　　張廣通認為，目前在供求關系嚴重失衡的情況下，必須綜合運用建(政策保障房、商品房)、限(限多套、限大戶型、限高檔房)、吐(吐出過多投資投機存量房)、抑(抑制房地產暴利)、反(反腐敗)等調控手段，分流購買力，拓展新的理財渠道，減輕房地產業過熱對實體經濟和整個社會民生的傷害。

　　“增加房地產持有環節稅收，同時合并、取消或降低房地產交易環節的稅收是應該的，因為稅收不論在哪個環節征收，在房屋供不應求的情況下，都可能會轉嫁給消費者，增加他們的居住成本。通過稅收結構的調整，可以優化稅制，也可適當減輕消費者的經濟負擔，為高房價撤火，是既利國又利民的好事，也是房地產調控的大方向。但房產稅的稅率也不宜過高，否則會增大征稅難度。對兩套以內、人均居住面積不超過規定水平的居民免征房產稅，是順利推進房產稅改革的必要前提。”張廣通說。

　　遺產稅稅率不應過高

　　遺產稅是我國收入再分配政策目標體系中的一個稅種。臺灣富邦金控董事長蔡明忠在博鰲論壇上表示，臺灣地區在遺產稅上的經驗可以為大陸提供借鑒。過去臺灣的遺產稅在60%的時候，有很多人利用高額的人壽保險規避遺產稅。因為人壽保險的理賠不需要征收遺產稅。另外，臺灣把遺產稅降到10%后，臺灣股票市場、房地產都漲價，這是因為避稅移到國外的錢都回來了，根據統計大概有20億美金從海外回來。

　　“我建議未來中國大陸制定遺產稅的時候不適合太高的遺產稅稅率。”蔡明忠說。

　　張廣通認為，遺產和贈與稅是財產稅地方稅中的重要稅種，它在鼓勵勤勞致富、縮小貧富差距、提高資產利用效率、鼓勵慈善損贈等方面有著獨特的作用。征收遺產贈與稅必須以核實、評估財產和財產登記為基礎，以遺囑為依據。但我國尊老愛幼的傳統文化根基深厚，上一代人愿意無條件地將財產留給下一代，幫助他們過好日子、少受苦，這是可以理解的，也不應忽視，但這種文化傳統也帶來了大量的家庭財產糾紛和社會不公問題。所以在完善遺產繼承法及相關的財產登記、遺囑公證、財產評估等法律制度的基礎上，早日啟動遺產贈與稅的征收準備是必要的。

　　武禮斌也認為，遺產稅的開征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增加國庫收入，并鼓勵自我奮斗和創新。“但遺產稅的稅率不宜過高。過高的遺產稅將可能使得富裕和精英階層為了避稅而將資產轉移至海外，或移民海外，不利于吸引人才和資本留在國內。”武禮斌表示。

　　張廣通認為，遺產和贈與稅在西方國家已有上百年的歷史，無論從法律制度上還是征管經驗上都值得我們借鑒。

　　的確，近些年來，開征遺產稅的國家和地區或大幅度降低稅率，或暫停甚至取消遺產稅的現象值得我們關注。

　　張廣通稱，征收遺產稅一開始征收時稅負不宜過高，即不能超過周邊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稅負水平，等執行若干年后再根據條件進行調整。稅率可采用累進方式，平均稅率應不低于40%;征稅范圍可以由少到多，循序漸進，比如先期應把房產、車產等財產作為重點，以后慢慢擴大;在確定遺產稅稅基時，應從總遺產中扣除死者的生前醫療費和喪葬費、扣除給直系家屬和子女的生活寬免額、扣除有限額的慈善捐贈以及財產登記、評估的相關費用等，對生前遺產的贈與和轉移應有一定的年限限制;從征收模式上看，可先采用分類征收制，條件成熟了再搞綜合制，這樣便于對重點財產的稅收實行源泉扣繳。

　　另外，張廣通認為，遺產贈與稅應納入地方稅體系中去，由地方政府負責征收。我國財稅部門曾在1995年左右啟動過開征遺產稅的動議，也起草了有關法律草案，但最終未能成行。根據目前的形勢，應當再次啟動這方面的理論調研和政策討論，雖然真正開征還面臨許多法律、觀念、體制機制上的障礙，但估計十幾年以后終將水到渠成。一旦把準備開征遺產贈與稅的決心樹立起來，把即將開征贈與稅的明確信號放出去，對改善目前的房地產業宏觀調控效果、抑制不合理的房價都會產生十分積極的影響。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楊志勇表示，遺產稅的開征還需要做好稅制設計工作。要明確界定遺產稅的征收范圍。征收范圍的選擇無疑應考慮稅收征管條件，還應考慮稅制對效率和公平的影響。

　　本報評論

　　稅收是政府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也是社會財富再分配的重要手段，應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發揮重要作用。當前，房產稅、遺產稅等稅種正在或者即將打探每個中國人的錢包。在不少人看來，這些新稅種預示著中國稅制的大變革——由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的稅制轉變。

　　筆者希望，相關部門在對稅制進行設計時，能更多地考慮如何保證稅收公平，真正發揮稅收在調節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尤其值要注意的是，增加直接稅的同時，也應適當減少間接稅的比重，因為目前我國納稅人的稅費負擔已經相當沉重，不可再竭澤而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