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當承認，相比中低收入者，高收入者往往擁有更為多樣、也更加靈活的財務手段，在避稅方面，這一群體自然也就具備了天然優勢�，F實中，不獨在國內，國外同樣有高收入者稅率低的現象。例如，美國的著名富豪巴菲特，就曾自曝稅單證明富人交稅少，其2010年收入6280萬美元，調整后的應納稅收入3980萬美元，向聯邦政府繳稅690萬美元，實際稅率僅為17.3%，這甚至比不少普通美國人所承受的稅率要低得多。可見，高收入者能夠應用各種財務手段實現避稅，從而實現比低收入群體更低的稅率，的確也是個普遍現象。

　　那么，個人所得稅率與收入之間的倒掛，是否就可以被視作正常現象呢?盡管累進稅率是否就意味著更公平更高效，在稅收研究領域中同樣不乏爭議，但是，個人所得稅率與收入之間的倒掛，卻無論如何都難言合理。尤其是對于當下中國，收入差距的拉大，基尼系數超過警戒線，無不在警示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而稅率倒掛無疑在加劇上述問題。只不過，如何逆轉這一稅率倒掛，的確并非易事。既然高收入群體可以通過各種財務手段來實現個人收入的少報漏報甚至瞞報，那么，如何對其進行監管，自然也就成了必須面對的難題。

　　平心而論，相比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來源主要靠易于監管的工資，高收入群體收入來源的多元化，無論是投資收益、經營獲利，抑或是包括灰色收入在內的現金交易，卻相當隱蔽。除了進一步加大對灰色收入的監管，增強對現金交易的限制外。稅收策略本身恐怕同樣需要調整以扭轉當下的倒掛局面。而在這方面，盡管美國同樣存在富豪稅率反低的現象，但總體而言，高收入者仍然是美國個人所得稅納稅的主體。據統計，年收入在10萬美元以上的群體所繳納的稅款每年占美國全部個人稅收總額的60%以上。換句話說，美國政府每年巨大的財政來源主要是占人口少數的富人繳納的，而不是占納稅總人數絕大部分的普通工薪階層繳納的。

　　那么，美國又是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呢?美國的個人所得稅是按家庭實際支付能力征稅而不是按總收入征稅。個人所得稅在總收入扣減家庭必需的剛性支出后的基礎上征收。剛性支出幾乎包括一個家庭過去一年的所有消費，比如房屋貸款、看病費用，此外，如果家里有孩子，特別是對于低收入家庭，還有額外補貼。一對年收入1萬美元左右、帶兩個孩子的夫婦，應納聯邦所得稅額為零，還可獲得4000多美元的低收入稅收補助。如此設計，充分體現了量能征稅的原則，并極大地減輕了中低收入群體的所得稅負。

　　至于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監管，即便對于一些避稅的財務手段，監管起來并非易事，但對于這一群體，倒是不妨更多將稅收轉向消費環節，通過對高檔商品與服務課以消費稅，來實現對高收入者的征稅，或許更為有的放矢，也更有助于實現“稅率與收入倒掛”的逆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