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數據一出，立即引起了市場和民眾的廣泛熱議和吐槽。“不堪稅負”，“政府把企業當搖錢樹”，“減稅最后還是演變成增稅”，如此等等，說什么的都有。筆者大致歸納了一下，大家的意見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企業稅負太高，如此下去恐會拖累中國經濟復蘇;二是很多企業“稅遠大于利”，這有點不正常。

　　應該說，上述判斷大體上成立。據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12年,全國稅收收入完成110740億元,比2011年增長11.2%，稅收收入增幅再次遠超GDP增幅。以中口徑計算(財政收入占GDP比重),2012年我國宏觀稅負為22.6%，比2011年提高了0.7個百分點。而如果以國際上通行的大口徑計算(政府所有收入占GDP比重)，2012年我國這一比例估計已達到35%左右。與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這一稅負比例高不高?由于不同國家存在統計口徑、經濟發展水平、福利水平的差異，這一問題的爭議一直比較大。不過，有一點可以基本確定，我國宏觀稅負即使不高，但肯定也不會偏低，而且近20年來的持續上升已經大大壓縮了稅負進一步提升的空間。“羊毛出在羊身上”，2012年宏觀稅負再次攀升，作為繳稅主體的上市公司實際繳稅額自然也會“水漲船高”。

　　如果從國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也能發現上述現象的存在。按照收入法核算國民收入時，統計上通常將國民經濟劃分為三大部門：政府部門、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對應的初次分配收入分別稱為生產稅凈額、勞動者報酬和營業盈余。其中，生產稅凈額就是企業繳納的稅額減去企業從政府獲得的生產補貼后的差額，也就是政府在國民收益中的凈分成。2011年，我國生產稅凈額占GDP的比重為15.6%，而同期歐元區國家的這一比例為11%左右，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更是在10%以下。因此，政府在國民收入“蛋糕切分”中拿得多了，企業(稅后利潤)和居民(勞動報酬)自然就會拿得少了。

　　其實，在初次分配中，政府在國民收入中究竟應該拿多少合適，不管是理論上還是各國的經濟實踐中，對此并沒有定論，因為我們還必須同時考慮稅負提升后，政府轉移支付能力和公共服務能力的提升，以及對低收入居民和欠發達地區的支持作用加強所帶來的正面效應。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稅大于利”除警示宏觀稅負上升過快外，筆者認為，這一現象所折射的以下兩個問題恐怕更值得我們深思。

　　第一，中國稅收收入來源嚴重不合理。從稅制結構上看，稅收來源包括直接稅和間接稅。在我國，直接稅主要包括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和土地增值稅;間接稅主要包括營業稅、增值稅和消費稅。初步統計，我國直接稅比例大致為三分之一，而間接稅比例占三分之二。與此相反，世界上發達國家大部分以直接稅為主，比例一般都超過60%，美國直接稅比例更是高達80%左右。不是說直接稅比例越高越好，但由于間接稅具有累退性、可轉嫁性和中間性，間接稅比例過高會帶來兩個明顯的問題：一是會造成稅負不公。間接稅不管企業有沒有利潤，以及利潤有多少，一律采取“雁過拔毛”的方式征稅，只要有營業流水就先征一道稅，最后年底一核算，企業利潤很少或干脆虧損，但所需繳納的稅額卻不少，“稅遠大于利”的問題就這樣出現了。例如，位列2012年上市公司十大“高負稅”之首的“通遼化工”全年利潤只有0.2億元，而稅費凈支出卻高達21.28億元，其中的稅費應該主要就是增值稅。二是會造成收入越低的人群或者盈利能力越差的企業感受到的稅負痛苦越大。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史蒂芬·格羅夫今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就曾建議中國應拓寬所得稅稅基。

　　第二，如居民收入差距一樣，中國企業的貧富差距也太大。2012年最掙錢的十大上市公司中，銀行占了7家，其余3家為兩桶油和中國神華(20.78,0.00,0.00%)，均屬于壟斷性或資源性的國企。與此相對應的是，十大“高負稅” (繳稅與利潤的相對值) 上市公司中，上述最掙錢的公司一家也沒有。分市場來看，以大盤股為主的滬市A股上市公司合計實現凈利潤約2%的同比增長，而所有中小企業板公司凈利潤同比下降了約9%，所有創業板公司下降了約8%。進一步的數據分析發現，全部上市公司中，除金融、石油、公用事業(1650.253,0.00,0.00%)、資源和房地產等壟斷性或政策性公司外，其余公司即使不虧損，其盈利能力也是羸弱。經濟資源大量集中于金融、房地產等技術性不高的行業，中國的創新動力又能在哪里呢?稅收政策的宏觀調節作用是不是在改善這些問題方面應當有所作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