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全局改革的重中之重，財政改革“牽一發動全身”。在營改增背景下，理順中央和地方目前嚴重不匹配的財權事權，被認為下一輪財稅改革的突破口和最大挑戰。

　　據測算，正在進行的“營改增”若全面推開，將導致地方財力大幅減少約1.2萬億，加之地方政府自身財力加上中央的轉移支付本來就難以覆蓋地方的支出責任，重新定義中央地方關系，已成為改革設計者必須面對的課題。

　　近期，由CF40課題組成員馬駿和白重恩共同執筆的《關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以及魏加寧和李波共同執筆的《構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創新的統一大市場》給出了大膽的解決方案：通過稅收環節或者分成規則改變，增加地方財源1萬億-2萬億。

　　雖然在中央和地方的事權劃分角度持相左觀點，但兩份報告都支持以市政債和房產稅作為地方政府長期支出財力保障和城鎮化融資的重要來源。

　　此外，報告《構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創新的統一大市場》還建議，規范地方保護主義，推動司法“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促進公平競爭，并實現中央-省-縣（市）三級行政架構。

　　重新定義中央地方財權事權

　　1994年的分稅制改革已經過去了20年，當時建立的分稅及激勵機制已經難以適應目前的經濟形勢，導致地方支出責任過大，規則上支離破碎，土地財政在一定程度上“綁架”了地方政府。而 “營改增”的繼續推進會進一步嚴重加劇地方財力與事權不匹配的矛盾。報告預測，改革如全面推開，地方財政將減少約1.2萬億人民幣。因而，“營改增”也被認為是全面改革稅制、推動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改革的突破口。

　　為了彌補地方財力，兩份報告給出了幾個可選方案：將特別消費稅和車輛購置稅改為在消費端征收，并劃歸地方；將增值稅的地方分成比例提高20-25個百分點，將個人與企業所得稅的地方分享比例提高10個百分點；將增值稅稅率降低至12%，允許地方開征稅率為8%的零售稅。幾個方案將累計增加地方政府收入1萬億-2萬億，足以覆蓋增值稅改革減少的地方財政收入。

　　此外，兩份報告建議，大幅減低專項轉移支付，今后幾年，將一般性轉移支付占全部轉移支付的比重提高到2/3以上。

　　盡管地方財力與事權不匹配的問題學界已有共識，但下一步哪些事權該集中到中央、哪些事權該分散到地方，上述兩份研究報告提出了不同的思路和建議。

　　《關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認為，在如國防、地方性交通等此類可以明確劃分中央和地方支出責任的事項外，其他領域的支出責任的劃分應根據外部性、激勵兼容等原則，“就事論事”。具體來說，馬駿和白重恩詳列了七個方面：司法領域推動“去地方化”，加強國家環保部對跨省區污染問題的監控和執法責任，監控全國性食品和藥品安全問題，提高對跨省區基礎設施項目的支出比例，上收基礎養老金的管理和彌補缺口責任，承擔協調醫保跨區域結算的功能，上收主要宏觀數據的統計責任。粗略統計顯示，這將減少地方支出責任大約2000億元。

　　魏加寧和李波撰寫的《構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創新的統一大市場》報告則指出，財稅改革方面不急于改變中央地方之間現有的支出職能劃分，除了推動司法權的“去地方化”以外，其他地方事權目前可繼續由地方掌控，同時在地方仍然承擔較多事權的前提下，需要賦予其相應的財權。

　　開閘市政債

　　“在一系列中央和地方的財政與金融關系中(包括事權劃分、財權劃分、轉移支付、地方債務、地方金融機構監管等），地方債務是最可能構成系統性和宏觀風險的問題。”《關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報告中如此描述地方債務的嚴峻性。

　　數據顯示，2009年以來地方平臺債務大幅上升到GDP的20%左右，一些地方已經出現償債風險；隨著監管層收緊銀行對平臺貸款，2012年開始，地方平臺開始轉向以信托貸款等方式融資，地方債務風險開始又以新的形式體現出來。

　　報告認為，中國地方融資需求每年約為5萬億，而地方上得到允許的地方政府公債和城投債這類“陽光融資渠道”僅能提供1萬億的資金，這便造成了地方債務反復出現。

　　因此，兩份報告都建議，逐步建立以市政債為主體的、有較硬預算約束的地方融資體系。如何對地方融資體系進行硬約束？報告提出可以通過立法規定市政債余額的上限和用途，要求地方政府公布資產負債表，明確中央地方支出責任以及強化信息披露，加強審計等手段來幫助提升對地方政府的預算約束。

　　而在備受關注的房產稅方面，兩份報告都建議逐步擴大房產稅試點，到2020年前房產稅基本覆蓋主要城市。對于存量還是增量征收的爭議，《關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報告建議近期優先考慮對增量而非存量征收，此后逐步擴圍到存量。《構建有利于地方改革創新的大市場》則認為，初期可考慮允許不同地方選擇不同方案試點，逐步優化趨同。

　　此外，在增加地方財政收入方面，《關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報告還建議，將煤炭資源稅稅率提高5-9倍，將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排污征收標準提高1-2倍，中期將排污收費改為環境稅，在主要城市實行汽車牌照拍賣制度。

　　國企上繳利潤

　　提高至30%-40%

　　《關于財稅體制改革的思路》指出，需要關注中長期預算框架，增強財政的可持續性。報告的研究表明，在中長期內，養老金缺口、醫療成本、環境欠賬、地方債務、鐵路債務、政府擔保等隱性和或有負債將導致很大的政府債務風險，如果不改革，到2050年政府的顯性債務占GDP的比重將明顯超過100%。

　　此外，我國預算管理缺乏公開性和透明度，法制化程度過低。包括公共財政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社保預算四本預算在內的全口徑預決算的審議格局雖已建立，但除了一般預算外，基金預算尚未完全包括體制外收入，大部分國有企業利潤尚未進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全口徑預算雖然框架已經建立但尚未做實。

　　基于此，報告建議：完善《預算法》，人大不但要有對預算的審議權，還需要有修改預算的權利；新的稅種的設立必須通過人大常委會的批準；政府一般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應當保持完整性；賦予社會公眾申請預算公開的權利，并為權利的行使提供法律援助。

　　此外，報告還建議，通過提高地方預算透明度迫使其回歸“公共財政”；提高國企向公共預算上繳利潤的比例，爭取在五年內將此比例提高到 30%-40%；在明確的時間內，將全部被認可的體制外收入納入預算，宣布其他政府收費為非法；政府預算在提供流量數據的同時，應公布金融負債和資產等存量指標；以“經濟性分類”數據和部門預算為基礎，將包括大部分“三公消費”的“機構運行支出”單列一個報表并予以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