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對于財稅改革提出了新的目標。

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要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對于如何實現《決定》中提出的“建立現代財政制度”改革目標，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表示，需從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入手，消除各種體制機制弊端。中國政法大學財稅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政文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不匹配早已成為共識，而和此前業界預期的財權下放不同，《決定》中的基調是上收事權。

事權優先

“三中全會的表述，表明今后的改革將聚焦于‘事’而非‘財’�！笔┱�文指出，中央和地方收支關系，自1993年分稅制改革后至今沒有大的調整，積弊日深。

其他學者認為，三中全會對央地財稅關系的概述符合預期，但提法出乎預料。此前，學界呼吁最多的是“中央向地方下放財權或給予更多財力”，聚焦點在于調整中央和地方之間的收入。

然而，此次三中全會公報卻明確將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放在首位，而作為對“明確事權”的補充，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目標是解決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的缺位、越位和錯配。

而對于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態度十分明確。樓繼偉認為，1993年稅制和分稅制改革，因客觀條件約束，未觸動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而是承諾分稅制改革后再來處理。

樓繼偉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在政府間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方面已積累了不少矛盾。比如從中央支出占比和中央公務員占比都明顯偏小的事實看，中央政府沒有負擔起應負的管理責任是問題的關鍵，中央應該管理的事務，放到地方去做，與外部性和激勵相容原則不一致，地方往往沒有積極性�！敖�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財稅制度，揚長避短�！睒抢^偉表示。

對于事權劃分的原則，三中全會提出，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部分社會保障、跨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權，逐步理順事權關系；區域性公共服務作為地方事權。

對于支出責任的承擔原則，三中全會提出，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而爭議較大其他改革保持現狀。

構建地方稅系

三中全會提出“完善立法”，要義之一就是提高稅收法治水平。

“這項改革被列為首要任務，切中財稅改革要害。”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劍文認為，財稅領域積累的諸多矛盾，根源在于財稅法治化程度太低。最好的例證是，在18個現行稅種中有15個沒有通過全國人大立法，幾萬億元轉移支付名目繁多，尋租泛濫，問責不力�！斑@次三中全會的表述，意味著財稅立法進程將加速�！眲�劍文說。

這樣的實際行動已開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10月30日公布五年立法規劃，列入第一類立法項目的財稅項目有，預算法修改、稅收征收管理法修改、增值稅法等若干單行稅法制定。

《決定》還對近年來合并國稅、地稅的建議予以明確回應，提出“完善國稅、地稅征管體制”。對此，樓繼偉提出，在繼續保持國稅與地稅兩套征管體系的情況下，進一步厘清兩套稅務征管體系的責權。“屬于中央收入、中央與地方共享收入的稅種應當由國稅局統一征收，屬于地方的收入由地稅局征收�！�

因此，完善地方稅體系，已屬難以回避的任務。下一步稅改將按雙目標推進，一是完善稅種制度，二是為地方設置主體稅種，并設法提高地方稅收收入，彌補營改增導致的收入減少。

現在，政府和學界的共識是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降低流轉稅比重，優化稅收收入結構。對此，國家稅務總局原副局長許善達建議，下一步，將目前屬于中央的消費稅轉為地方稅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