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全面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所作的頂層設計中，稅收改革的分量頗重，亮點亦多，覆蓋稅制的結構性調整（提高直接稅比重）、消費稅、個人所得稅、資源稅、房地產稅和對稅收優惠的立法規范。對這些備受關注、共識廣泛的改革措施的解讀，不應淹沒決定引領稅收觀念創新的一面。制度原本就是觀念的產物。不同的觀念引導不同的制度建構，稅收制度亦不例外。

稅收的三個形式特征“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早已寫入教科書并廣泛傳播。若以決定表達的理念作為參照，傳統的三性觀不僅陳舊過時，而且與建立現代稅收制度的基本要求格格不入。決定明確界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三大戰略目標：一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二是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三是通過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現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稍加對照即可發現，舊式稅收觀與每個戰略目標都背道而馳。

強制性通常被解釋為憑借國家權力實施強制征稅，在觀念上將納稅人視為財政臣民，當作被國家權力強制的對象。在這種觀念下，權力制約問題被拋諸腦后。須知，就實質重要性而言，很少有其他國家權力堪與課稅權相提并論。歷史上因為濫用課稅權而至衰亡的教訓警示人們，稅收制度雖然需要強制，但強制應是雙向的：與強制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相比，對政府權力的強制性約束更為重要，因為后者蘊含的破壞性潛能更大，后果更嚴重。

無償性通常被解釋為政府征稅后不直接返還給納稅人。這種狹隘的稅收觀很難將關注點引向對征稅目的性的深度思考。在決定承諾的法治政府與服務型政府建設的背景下，公民會問：政府拿我們的錢干什么去了？我們為何必須向政府納稅？追求答案時，公民會意識到：征稅不是目的，而是服務于目的的手段。這個目的寫在政治學和公共財政學中，就叫做公共利益。公共利益難以精確定義，但其基本含義十分清晰：無論社會作為一個整體，還是社會的每個特定成員，都應享有獲得最低標準公共服務的權利，而政府則負有確保達到這些最低標準的責任和義務。這種深刻的含義，包括財政公民而非財政臣民的思維，法治政府與服務型政府之理念，只有在去除狹隘的無償性觀念基礎上，才可能塑造成形。

固定性通常被解釋為按照預先規定的稅法要素（納稅義務人、征稅對象和稅率等）征稅且保持相對穩定。這種解釋雖然沒有大的不當，但完全沒有把現代稅制的精髓表達出來，這個精髓就是預見性。預見性要求稅收事務須以法律規范，必須法典化，稅法條款及其解釋必須清晰一致，稅法必須統一實施。目前多數稅種沒有做這一點，盡管它們都符合“固定性”的解釋。預見性還對政府行為與市場邊界的正確界定提出了很高要求，后者正是決定著重強調的戰略方向，強制性概念完全沒有這種思維向度。

我以為，學界、官方、媒體與公眾，亟須徹底拋棄傳統的稅收三性觀。以新的三性觀取而代之。新的稅收三性界定為約束性、引導性和對稱性。

約束性指將現代稅收制度的本質和首要功能引向對課稅權的約束，約束性觀念當然包括對納稅人履行納稅義務的約束。

引導性指稅收引導納稅人行為和市場機能的運作。引導不等于干預，特別是不當干預。引導包括兩層含義：在市場機能可有效運作時的中性作用，為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騰出空間；在市場出現明顯失靈時的矯正作用，比如決定中提及的將高污染高能耗產品納入消費稅征收范圍。

對稱性的含義在于：征稅只是手段，目的在于將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稅收制度的設計和一切的稅收改革，都應將目的與手段統籌考慮。忽視支出（受益）面的思維方式應該盡早終結，因為有益無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