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夕，“開征遺產稅寫入會議征求意見稿”的說法引起廣泛關注。隨著近日《決定》全文的公布，懸念已經落下：報告并未提及遺產稅。而早在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就提出“適時開征遺產稅和贈與稅”。今年2月，國務院批轉了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也提出“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

學界圍繞遺產稅開征的研究及討論早已展開。今年3月，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委托，北師大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長劉浩牽頭啟動了關于遺產稅征收的研究課題并發布報告《遺產稅制度及其對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啟示》。報告認為，我國推進遺產稅改革的時機已經成熟，并建議將500萬元作為起征點。網民則持反對聲音。截至發稿前，2.7萬余名網友參與了新浪財經關于開征遺產稅的調查，接近六成的網友投了反對票。

因此，就遺產稅征收的相關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劉浩及北京大學財經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財稅法學研究會會長劉劍文教授。

劉劍文指出，遺產稅沒有寫入報告不等于不改革。開征遺產稅能一定程度上提升財政收入，雖然開征遺產稅的象征意義大于對財政增收的實際意義，但其可以彰顯社會公平，所以不應當完全以征稅額的多少來衡量其開征的必要性。

開征壓力更大

《21世紀》：本次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并未提到“開征遺產稅”，如何解讀？

劉浩：今年2月，國務院批轉了發改委等三部門《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見》，提出“研究在適當時期開征遺產稅”。我認為，相關部門已經開展工作，中央的決定可能就不重復了。

另外，二十年前遺產稅寫入會議《決定》之時，國民并沒有太多的財產，而現在國民的財產大幅增加，開征遺產稅的壓力比此前更大了。

劉劍文：《決定》中財稅體制改革部分提出要“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直接稅包括所得稅和財產稅，遺產稅屬于后者。另外，《決定》提到要推進收入分配改革，而遺產稅也是調節收入分配的舉措。在我國現有18個稅種中，文件提到增值稅、消費稅等幾個稅種，遺產稅、印花稅等多個稅種并未提到，但是沒提到并不等于不改革。

當前的稅制改革重點也不是在遺產稅，而是在營改增、房產稅、個稅等領域。遺產稅的具體制度設計是下一步應該考慮的問題。但是要建立一個完整的稅收體系，有必要對遺產稅加以研究和考慮。目前，可以對遺產稅的正面效應和負面效加以研究，同時健全完善相關機制。

《21世紀》：你的研究報告認為我國開征遺產稅的條件已經成熟，這些條件是什么？

劉浩：首要條件是我國已經存在了一個占有大量社會財富的群體。再有就是我國居民收入的絕對差距日益擴大，反映這一差距的基尼系數在十年攀升后，近年一直在0.47-0.48的高位徘徊。貧富分化與社會矛盾問題必須引起高度的警覺，我認為國家應當盡快加強對財產行為的稅收調節。

其次是從經濟發展方式看，我國舊有模式已經證明不可持續，為什么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創新動力(310328,基金吧)比較強？關鍵就是維護市場平等競爭。對于我國財富占有的不公平，對于富二代的食利與寄生性，對于利用財產、壟斷等謀取市場特殊地位的行為，都必須加以限制和調節，這也是遺產稅等財產稅的功能。國家不征財產稅，他們躺在財富上很舒服，怎么還能創新？所以創新一定要用公平競爭逼出來。

第三就是征管條件。西方國家在沒有電腦和網絡的條件下就已征收了三百年的遺產稅，以我國現有條件，有什么辦不了呢？有人說個人財產搞不清楚，這恰恰說反了。我國往往是公家財產容易搞不清，一落到私人頭上就最清楚了。而且，各國遺產中不動產都是大頭，這比收入更顯化，房地產都是明擺著的。我國的評估機構在不動產信息評估方面都是有基礎的，“房姐”、“房叔”的財產信息不就是政府部門很快核查出的嗎？

《21世紀》：你是否贊同開征遺產稅？

劉劍文：稅收有的是以實現財政收入為主，有的以實現社會公平分配為主，遺產稅屬于后者。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開征遺產稅可以作為調節收入分配的手段，我認為是有必要的。

納稅人權利得到保護需要一定的代價。對遺產來說，國家法律保護了死亡者將遺產遺留給繼承者，并保護其產權，繼承者自然應該繳納部分稅收作為代價或補償。少數富人繳納遺產稅是為了支付繼承產權的成本，這也是開征遺產稅的依據。

《21世紀》：目前我國開征遺產稅的條件是否成熟？

劉劍文：從遺產稅的開征現實條件來看，還存在以下難點：首先，我們國家家族繼承觀依然很濃重，長輩給子女留下遺產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短期內很難接受開征遺產稅的現實，遺產稅的納稅意識還未形成。

其次，我國并沒有建立起健全的財產登記制度、財產申報制度和財產評估制度。遺產稅征收的主要對象就是不動產，目前全國住房信息還未聯網，有關部門連納稅人最基本的財產信息都無法掌握。

我國《繼承法》沒有規定死亡通知制度，也沒有明確遺產保管人具體的義務和法律責任，法律方面也存在缺陷。

遺產稅是小眾稅

《21世紀》：如果開征遺產稅，征收范圍、起征點、稅率如何確定？

劉劍文：這個問題涉及遺產稅的定位，即將遺產稅定位為大眾稅還是小眾稅的問題。民眾對遺產稅有誤解，認為開征后每個人都要繳納遺產稅，其實遺產稅并非一個大眾化的稅種，而是一個小眾稅種，只向高收入人群征收，不向工薪階層等中低收入群體征收。這種誤解也形成了開征遺產稅的阻力。

從世界范圍來看，遺產稅是對極少數的人征收的稅種，如美國2011年只有大約5000人繳納遺產稅，占比非常小。遺產稅應定位為小眾稅，起征點應定得高一些為好。

劉浩：我們課題組對此只是原則考慮，依據是中央提出的“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目標。實際上國外也是這樣，財產稅改革要支持中產階層積累財富而不是削弱中產家庭，所以我們主張遺產稅起征點要定得高一些。目前我國將年收入12萬以上作為需申報的高收入人群，按三口之家年收入為36萬元。如把財產存量定為十年到十五年，就是300萬到500萬的免征額。

國外遺產稅的征管中，對于房地產價格在特殊時期的畸高或是地價異常引起的稅負加重是有減除方法的，我國在遺產稅改革中也是可以借鑒的。實際在我國改革開放這三十幾年里，房價異常只是短期現象，最終政策與價格還是要回歸常態。

我國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制度，因而稅收調節中對勞動所得和財產所得應有區別，國外一般都是財產稅率高于工薪稅率。我國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為45%，則遺產稅最高稅率至少應在50%。

象征意義大于賬面意義

《21世紀》：如果開征遺產稅，立法方面應該如何完善？

劉劍文：拋開操作層面問題，其實國家應該首先解決制度層面的問題，尤其是開征遺產稅的法律邏輯。今年全國“兩會”期間，30多位全國人大代表曾將《關于終止授權國務院制定稅收暫行規定或者條例的議案》正式上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議案組，引起了各界對稅收立法權回歸人大的討論。

我國的稅收立法權屬于人大及人大常委會，在1984年和1985年人大將部分稅種征收權授權給國務院，但這個授權范圍并不包括遺產稅。因此，遺產稅的征收應以全國人大立法的方式推出，不能再以國務院行政法規的形式來實現。

《21世紀》：開征遺產稅對財政收入有何影響？

劉劍文：遺產稅作為國家調節收入分配差距、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工具。在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條件下征收遺產稅，從某種程度上能緩和社會矛盾，延緩低收入者的不滿心理。

另外一方面，從各國來看，遺產稅在各國稅收中的占比很小，一般不超過2%，征收遺產稅并不能大幅度提高國家的財政收入。因此，我認為開征遺產稅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劉浩：國外遺產稅收入一般可達稅收總額的1%-2%，近年來比例有所上升，但未超過3%。我國這項改革是從無到有，即使按稅收總額的2%計算，一年至少有2000多億元。國家曾將遺產稅確定為地方固定收入，則此項就可達到地方稅收的5%左右，也形成地方財政的一個穩定來源。

從各國的實踐來看，遺產稅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高。對政府而言，稅收是其參與國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形式，雖然取得稅收收入是征管的重要目的，但并非唯一目的。遺產稅的征收目的在于實踐社會公平正義，也就是體現在其社會政策意義上，不應當完全以征稅額的多少來衡量其開征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