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提出，選擇防治任務繁重、技術標準成熟的稅目開征環境稅。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這些勾勒出了當前我國環境稅改革的兩大核心內容，即費改稅和環境稅立法，設置碳稅稅目不在其列。作為碳稅的替代機制，“增加森林碳匯”、“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場”被寫進了“十二五”規劃，開展“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和推行“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分別被寫進十八大報告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至少在2020年以前不承擔有法律約束力的溫室氣體絕對總量減排責任。可見，立足我國國情，當前在環境稅中設置碳稅稅目還不合時宜。

　　自2008年以來，我國先后在京津滬及湖北、廣東、浙江等省份建立了碳排放交易機構，嘗試開展標準化的碳排放合約交易。國際經驗表明，因碳排放交易機制(ETS)與碳稅存在功能重疊和替代效應，故不宜在一國范圍內同時采用這兩種機制。但在一國內部的不同地區，分別采用兩種不同的機制還是有其必要的，這要涉及ETS與碳稅在不同地區間適用范圍的界定及其政策選擇問題了。至于ETS與碳稅哪個好?目前尚存爭議。一般認為，ETS優于碳稅，因為在碳稅機制下，“有錢就一定能排”，而在ETS機制下，碳排放權是一種可交易的稀缺資源，“有錢不一定排得起”(價格由可供交易的排放權和需求量決定)，“有錢不一定能排”(不一定買到排放指標)。另外，“增加森林碳匯”，發展碳捕獲、碳儲存技術等，也是重要的碳稅替代機制。

　　開征碳稅，還有賴于我國現行稅制結構的優化調整。根據國際慣例，在稅制設計和稅收實踐中，為了達到同一調節目的或政策目標，可在不同納稅環節或根據不同計稅依據設置不同的稅種;也可為了達到不同的調節目的或政策目標，對同一稅基或計稅依據設置不同的稅種。但對于為了達到同一調節目的或政策目標，而對同一稅基或計稅依據設置不同稅種，則是不妥當的。而現行資源

稅、消費稅等就與擬開征的碳稅在“同目的同稅基”的功能上有交叉重疊。也就是說，設置碳稅稅目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要優化調整我國現行的稅制結構，以避免出現功能交叉重疊和重復征稅現象。換個角度思考，我國完全可以借鑒歐洲碳稅的經驗和做法，將現行資源稅和消費稅中的“碳排放”因素與碳稅掛起鉤來，“改造”成我國的碳稅制度。這樣做，既能應對“碳關稅”，又可達到穩定稅負和碳稅中性的“一箭雙雕”的效果。

　　開征碳稅，也與我國所處經濟成長階段的經濟政策相掣肘。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成長都有一定的階段性。按羅斯托的經濟成長五階段論，我國目前尚處于“起飛”準備階段到“起飛階段”的過渡期。適應這一階段的經濟政策，必須將消除貧困、發展經濟放在首要位置。據預測，在當前的節能技術條件下，只有當GDP年增長率不高于4%時，才有可能實現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凈下降。無疑，開征碳稅會提高我國產品的生產成本，弱化產品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影響我國經濟在所處成長階段的正常發展。在對待經濟發展與減少碳排放的兩難選擇上，設置碳稅稅目，說到底不過是利用WTO禁止雙重征稅機制被動應對“碳關稅”，以爭取最大限度地維護我國經濟利益的一種無奈選擇。因為2020年后，美國將對進口產品產地溫室氣體排放量高于美國本土的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 遏制發展中國家貿易能力的“綠色壁壘”的新變種和政治手段的“遮羞布”。對此，我國應審慎對待碳稅，積極應對“碳關稅”，爭取在應對這些氣候變化中的國際博弈主動權。

　　另外，開征碳稅，還牽涉我國能源價格管理體制的市場化改革。目前，我國能源以行政命令為主導的價格形成機制依然如故，能源價格形成機制嚴重扭曲。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推進石油、天然氣、電力等領域價格改革，放開競爭性環節價格。但同時還指出，政府定價范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和“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可見，我國能源價格管理體制的市場化改革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而在這之前，因為政府定價，適應于市場定價機制的碳稅政策被“看得見的手”對沖，碳稅的經濟效應會因此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