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王頻出、政府債務壓頂、公共服務投入有時捉襟見肘……這些問題最后都會有一個指向：地方財政缺錢。

“十三五”時期，這一難題有望從制度設計層面化解。11月9日的國新辦發布會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表示，與過去相比，事權和支出責任會更加匹配，因為這項制度改革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事權和支出責任相匹配。

就現實來說，分稅制將再次面臨調整，中央和財政將由現行的主要以稅率為標準分享稅收，轉向按照不同稅種分享稅收。

財稅專家李文海告訴記者，鑒于土地財政和地方隱性債務繁多的負面經驗，未來地方財政的收入來源和事權責任都將進行相應調整，這既是現實所逼，也是理順整個制度的必須安排。

房地產調整影響地方財力

本次國新辦發布會主題是解讀“十三五”規劃建議，楊偉民說，財稅體制改革確實是一個難點，因為它關系到整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涉及到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企業、政府、居民個人三者之間的關系，以及收入怎么分配。這是改革中的重點，也是一個難題。

日前公布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及，“調動各方面積極性，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楊偉民表示，這次改革進一步強調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的事權和支出責任，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安邦咨詢報告稱，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財政收入顯著提高，地方財政占全國財政總收入的比例不斷下降。同時，地方政府事權范圍不斷擴大，承擔的職能越來越多，地方支出急劇增長。

最新數據顯示，9月份，地方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6048億元，增長10.6%，同口徑增長6.6%。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支出15898億元，增長31.7%，同口徑增長29.4%。

曾在地方財政部門工作過的李文海說，地方政府熱衷土地財政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收入可以不用與中央財政分成，但這卻會推高房價，而且地方政府發債自主權少，又必須要承擔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職能，就會產生地方債問題。

央地財政關系的調整，也是現實情況倒逼。財政部數據顯示，2015年前三季度，全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下降了34.7%，土地交易規模大幅萎縮；而在2014年和2013年，這部分收入曾分別增長3.1%和45%。

土地交易的萎縮也大幅拖累了地方投資。穆迪報告指出，2015年前三季度，地方投資占全國投資總額的95.7%。在這一時期，由于土地出讓收入下滑，地方投資僅增長10.7%，增速低于一年前的15.9%，導致全國投資同比增速從2014年同期的15.7%放緩至10.3%。

“地方，特別是基層市縣財力比較有限，所以建設相當大程度上依靠于土地財政及房地產開發。而現在房地產進入到調整階段以后，他們的相應的收入大幅度減少，建設資金來源就成問題了。”楊偉民說。分稅由稅率調向稅種

前兩年，原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等專家就建議，在上收部分事權的同時，中央應適度下放部分財權，以穩定地方財源。

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也認為，地方財政收支體系的健全包括兩方面：一是地方有相對獨立的組織收入、管理支出的權力；二是地方財政有相對獨立的平衡自己財政收支的權力，這些需要回到分稅制本質的軌道上去。

楊偉民給出了一個權威說法。“要考慮稅種的屬性，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劃分，過去也是實行分稅制，比如增值稅，中央多少、地方多少，但是未來可能會改變這種分稅模式，分清中央拿什么稅，地方拿什么稅，省一級政府拿什么稅、市縣政府拿什么稅。”

楊偉民說，這也可以說是分稅制，但是按稅種分，而不是按稅率分，不是把稅率切割幾塊劃分稅。“這樣才有利于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也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保障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務支出，包括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建設支出。”

他表示，如果稅種劃清楚了，地方有了穩定的稅收，就可以保障相應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方面的支出，更好地體現社會公平。

這在財稅領域絕對是一個不小的改革。賈康告訴記者，這意味著賦予地方一定自主稅收管理權限，其中，資源稅、房產稅和環境稅可作為地方稅源重要支柱，替代營業稅作為地方主體稅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