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基本都是信貸危機。世界各國金融危機演變歷史表明，信貸危機是銀行危機的重要根源。與積極、主動的負債管理相比，金融機構資產業務一般處于消極管理狀態。

公允價值會計能夠有效地促進金融監管?

公允價值會計能夠有效地促進金融監管嗎？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公允價值會計得到金融機構及其監管機構的廣泛關注。例如，美國國會授權證券交易委員會研究公允價值與金融危機的關系，G20也紛紛就公允價值計量發布公告。那么，公允價值會計能夠有效地促進金融監管嗎？

一、現代會計的產生與發展是強化金融監管的產物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機構通過跨期分配顯著地降低交易成本和降低信息不對稱。為了促進金融穩定、保護消費者利益、確保金融機構審慎經營和提高金融系統的競爭力，各國均不斷強化金融監管。

現代會計的產生與發展是金融監管直接推動的產物。在1933年大危機之前，雖然沒有統一、權威的公認會計準則，但監管機構如聯邦貿易委員會（FTC）和聯邦儲備委員會（Fed）等已經開始關注借助會計準則來強化金融管制，并積極參與會計準則制定過程。

在大危機后，新成立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被授予上市公司會計準則制定權。雖然SEC在1938年將會計準則制定權轉授予會計執業界，但實質上通過對會計準則的實質性支持繼續保持控制權。例如，1973年，SEC發布公告稱為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發布的原則、準則和實務等作為重要的實質性支持加以考慮。

20世紀70、80年代金融機構掀起的金融創新風潮和80年代儲蓄貸款協會（S&L A）危機以及儲蓄銀行失敗引發的金融危機，促使金融監管機構不斷重視會計準則對金融監管特別是金融機構監管的重要意義，并更加深入地投身于會計準則制定過程中。這體現為金融監管機構將金融機構的微觀審慎運營作為管制立法的新原則，資本充足率、內部控制和貸款發放原則以及市場披露等成為監管重點。

金融監管機構對會計準則制定的高度關注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有增無減，而會計準則制定機構為了避免成為“替罪羊”也不斷強化甚至是迎合與金融監管機構的關系，并不斷提高會計準則制定質量，以期更好地反映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在2009年4月發布《評估銀行金融工具公允價值實務的監管指南》。

二、公允價值會計主導地位的確立與金融監管機構的支持密不可分

SEC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堅持的一貫政策是在計算凈利潤時反對偏離歷史成本法（Zeff,2004）。從大危機到20世紀80年代金融危機之間，在歷史成本占據主導地位的情況下，金融監管機構實施的現場和非現場監管活動尤其是監管報告的編制都是以歷史成本為基礎的，且監管機構并不要求提供有關資產負債市場價值方面的信息。

20世紀80年代，發達國家較為普遍地經歷金融管制放松浪潮，并在三個方面對會計準則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一是以衍生產品為主要內容的表外活動對商業銀行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產生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引起對衍生業務和套期活動會計處理和披露的關注；二是現代風險管理技術開始對金融機構財務會計處理產生重要影響；三是儲蓄貸款協會危機后美國監管機構開始不斷關注如何引入市場價值來真實反映資本狀況，修訂歷史成本會計以更好地識別和計量金融資產損失。例如，1991年，美國國會通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改進法案》（FDICIA），明確規定商業銀行所有資產和負債都定期按照市場價值重新計算，以確定其是否滿足最低資本充足監管要求。

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和金融監管重心的轉變對會計準則的影響是深遠的，主要表現在金融工具會計準則制定上平均占整個90年代新發布會計準則（含對以前年度準則的修訂）60%。其中，1994年和1996年比例高達100%。在這些新發布的會計準則中，尤以對金融體系安全性影響最大的金融工具公允價值計量最為引入注目。

雖然監管機構對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會計準則的態度不一，如美國會計總署（GAO）、美聯儲和貨幣監理署（OCC）等依舊支持歷史成本會計，但法定會計準則機構SEC出于保護投資者利益而力推公允價值會計，并最終在會計理論界和職業界的共同努力下，最終使得在2006年通過第157號準則（SFAS No.157）《公允價值計量》（Fair Value Measurement），正式確定公允價值會計的主導地位（參見《公允價值與80年代美國金融危機的關系是什么？》）。

因此，公允價值會計取代歷史成本會計并占據主導地位與金融監管機構的直接推動和支持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對公允價值會計存在的一些難點問題如非活躍市場金融工具（如貸款）定價的可靠性和金融負債的定價悖論等依然是金融監管機構的爭論焦點。

二、公允價值會計如何有效地促進金融監管？

（一）公允價值會計與資本充足率監管

資本的本質是吸收金融機構在經營管理過程中發生的各種風險，這與其高杠桿經營的特征是直接相關的。各國金融監管機構均將資本充足率監管作為核心監管指標來強化對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約束，促使其審慎經營。例如，巴塞爾新酒資本協議均是以資本充足率監管為商業銀行監管基石的。但是，無論是1988年協議還是2004年協議，資本充足率的計算均是在以歷史成本為主導計量屬性的基礎上確定的風險資產賬面價值為基礎的。Ryan（1995）研究認為，相對于市場價值，賬面價值難以具有及時性，且易于平滑（smoothing），是一種較為失敗的風險預警制度。

與歷史成本會計相比，公允價值會計更能充分、及時地反映不同金融資產和負債所面臨的各種風險，且有效處理證券化活動的影響。這是因為在公允價值會計下，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及時反映信用風險和市場風險。但是，當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利率敏感度存在差異和不配比時，將對銀行財務狀況和凈資產產生雙重影響。

公允價值會計對資本充足監管的影響體現金融工具因其分類和計量對資本公積和留存收益等影響。當采用公允價值會計時，金融資產和金融負債的公允價值計量必然會影響對當期或者未來損益產生直接影響，以及對凈資產的變動。在金融資產分類中，尤以可供出售金融資產的公允價值變動如何影響核心監管資本的爭論最大。例如，巴塞爾銀行監管委員會（BCBS）鼓勵監管機構將指定為AFS的貸款公允價值變動利得或損失排除在資本范疇之外。

從監管后果看，在全面公允價值會計模式下，所有金融工具按照公允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當期損益，則不會可避免地造成當期損益隨著宏觀經濟變量的波動而波動，進而影響監管資本項目中留存收益的變動，并通過資本緊縮（capital crunch）引致信貸緊縮。

（二）公允價值會計與市場約束

有效市場理論認為，證券價格能夠“正確地反映”投資者的集體知識和信息處理能力（Scott,2003）。市場約束是指通過外部市場參與者來強化金融機構穩健運行和金融體系的持續穩定。市場約束是以充分披露為理論基礎的，旨在通過證券市場參與者的積極或消極的買賣行為來影響證券市場價格變動，進而約束金融機構管理當局的經營管理行為（如自利行為）。各國銀行監管經驗表明，在追求透明度的目標指引下，基于市場的充分信息披露能夠有效地實行金融穩定。學術界的廣泛研究表明，充分披露有助于銀行監管和推動銀行審慎經營。

從金融監管實踐看，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機構對金融工具公允價值的信息披露日臻完善。例如，在年度報告中，金融機構不但要披露與公允價值相關的會計政策，如更要單獨詳細地披露金融工具的公允價值信息，以及與之相關的金融風險。我們可以看到，無論是國內外，金融工具公允價值信息披露已然成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公允價值會計與金融穩定

金融體系穩定地實現功能而又不損害其效率是金融管制主要關心的問題（世界銀行，1999）。金融監管的基本目標在于通過金融機構的穩健運行實現金融體系的穩定。因此，監管機構對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機構的微觀金融活動進行管制構成金融監管的實質。

金融危機基本都是信貸危機。世界各國金融危機演變歷史表明，信貸危機是銀行危機的重要根源。與積極、主動的負債管理相比，金融機構資產業務一般處于消極管理狀態。當資產和負債錯配導致損失時，必然降低凈利潤和減少監管資本。因此，造成金融機構不穩定的重要根源在于金融資產及其結構。在利率和匯率等金融變量不斷波動的情況下，資產價格相應地波動，并具有不斷自我強化特征，具有強烈的親周期特征。這也是各國金融監管機構一直將金融資產尤其是信貸資產質量作為監管重點的重要原因。

當采用全面公允價值會計時，在經濟復蘇和上升階段，公允價值能夠通過推動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以顯著改善銀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并刺激信貸水平擴張，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在經濟處于緊縮和蕭條階段，公允價值能夠通過加速金融資產價格的下跌以強化銀行的財務狀況和經營結果惡化這一現實，并刺激信貸水平不斷緊縮，誘發經濟走向緊縮，甚至出現銀行危機和金融危機。總之，全面公允價值會計對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和下跌具有增強效應。

針對金融工具公允價值會計天然具有的親周期特征，特別需要注意在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時不能簡單地采用傳統基于穩健原則計量的靜態準備金，更不能為金融機構管理當局通過貸款損失準備金的計提與沖回來操縱經營收益，而是應當著眼于整個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從動態角度對貸款損失準備金進行會計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