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失成本低，使得會計師即使有過失也不會受到太嚴厲的處罰，這些國外的會計師事務所自然也就“入鄉隨俗”，不那么“安分守己”了。

　　前不久，位于上海浦東新區的一家上市公司突然狀告國際著名的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訴訟理由為該事務所在審計過程中沒有盡到函證的責任，致使被審計單位因內部舞弊蒙受近2億元的損失，因此向某部門提請仲裁，要求賠償損失。

　　這對中國的審計市場來說，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向以質量精湛、執業獨立而占據國內大部分審計市場的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怎會成為被告呢？其實，四大在中國審計市場被指責與批評這并不是第一例，只不過這次仲裁的金額達到了天文數。在此之前，已有數起這樣的案例了。

　　2006年，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對上市公司科龍電器出具無保留意見審計報告而遭證監會聽證以及科龍股東集體訴訟。

　　2005年，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在黃山旅游和京東方兩家上市公司的審計上出問題，被財政部要求責令整改。

　　2003年，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涉嫌在國內上市公司錦州港虛假陳述案中負有連帶責任，遭致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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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同中國投資者的“蜜月期”結束，它們已逐漸褪去光環，不斷遭遇“誠信門”危機，并焦頭爛額地應對各種訴訟和包括證監會、投資者在內的各方質疑。人家不禁要問：“四大”究竟怎么了？“四大”為什么會在中國“水土不服”？

　　南橘北枳

　　具有近百年歷史的“四大”之所以享譽國際，能夠在西方國家注冊會計師行業占絕對壟斷地位是有其道理的。“四大”在發達國家和成熟資本市場積累的那一套審計理論、技術和經驗，的確比較合理與科學。但是，再先進的東西，離開了原先發展的環境而置于另一環境中，很可能南橘北枳了。

　　我國資本市場和上市公司都有其特殊性。中國經濟處于轉型經濟時期，法制建設正在不斷完善過程中。我國的上市公司更是同英、美國家上市公司在結構上有很大不同。英、美國家的上市公司由于股權分散，通過長期整合，已建立了比較完善的投資者保護機制，所以它們目前最主要問題是委托―代理問題，即主要解決公司管理層和所有股東之間的關系。

　　但是我國的上市公司由于股權集中，委托―代理問題已經不僅僅產生于公司管理層和所有股東之間，而是轉移到大股東和中小股東之間。因此，兩者的差異也就導致公司治理上的截然不同，進而對公司會計行為，會計信息含量和審計行為帶來不同的影響。

　　“四大”采用的是已成為國際趨勢的審計方法。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說，這套方法肯定優于傳統風險導向審計。但是，我國上市公司的問題往往出在公司治理層面，公司治理涉及到整個公司的董事會、高級管理層，而“四大”關注的公司內部控制僅僅是針對公司普通員工的。因此，可以想象，“四大”積累的那套經驗和技術，拿到中國可能并不管用。

　　例如，在科龍―德勤事件中，就不是普通員工舞弊引發的審計失敗，而是以顧雛軍為首的整個公司上層侵占盜用資金而引發審計失敗，這些公司通過關聯交易由非關聯方操作，就使得國際會計師事務所束手無策。所以審計對象上的巨大差異，使得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常用的技術與經驗屢屢失效。

　　除了上述公司治理、控制環境上的差異外，其他一些問題也是“四大”在審計過程中要重新認識的。例如地方保護、強勢政府、政企不分、上市公司由來、集團母子關系、企業與銀行關系等等問題不一而足，這些可能都是“四大”在國外未經歷的，因此也無以往經驗可循。

　　國內學者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四大”與國內會計師事務所在審計質量上并不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從會計盈余的穩健性角度來看，充足的證據表明“四大”甚至比國內所更不穩健。

　　違規成本低

　　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轉型經濟時期，市場發育并不十分完善，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法制建設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具體到資本市場和注冊會計師行業，就是公司法證券法的不完善，會計審計準則的不完善和訴訟制度的不完善。

　　從公司角度來講，上市公司大股東或管理層有機會鉆法律漏洞和會計準則漏洞，通過各種財務欺詐手段侵占國有資產或侵害中小股民利益。從注冊會計師角度來講，一方面因為上市公司的上述行為加大了審計風險，另一方面也因自身所處的法律環境不嚴，出問題受到經濟制裁較輕，因此容易在利益驅使下失去應有警覺。“四大”之一的畢馬威沒有查出上市公司錦州港造假就是一個例子。

　　處罰成本低也是使得注冊會計師的警覺性變得麻木的原因。所謂處罰成本低，是由于我國的法律法規不健全，對已有的法律法規執行又不夠嚴格，這種“有法不依”比“無法可依”所造成的后果更為嚴重。就目前來看，對有過失中介機構的懲罰絕大多數還停留于批評或通報等行政處罰上，涉及承擔刑事責任的少之又少，更不用說處以懲罰性的罰金了。

　　此外，投資者的法律索賠成本十分高昂，中小股民維權并不容易，也使得有過失的注冊會計師成本降低。過失成本低，使得會計師即使有過失不會受到太嚴厲的處罰，這些國外的會計師事務所自然也就“入鄉隨俗”，不那么“安分守己”了。

　　放大的負面效應

　　花錢買審計報告的人并不是審計報告的最終使用者，而往往是被審計者。所以，在花錢時，希望成本越低越好，與“四大”談判時，將成本壓得越低越好。而不花錢的（間接花錢）的審計報告使用者希望給他們提供的報告越完美越好。因此，希望審計得越仔細越好。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使得期望差無法消除，也就留下了矛盾的禍根。

　　現在的問題是，相比國內事務所，公眾對“四大”產生的期望差會更大。一方面，“四大”剛剛進入中國時，受到特別推崇，這是因為當時國內本土事務所正在遭受到一系列的財務丑聞，如“銀廣夏”、“鄭百文”等。這些財務丑聞讓中國投資者傷透了心。于是人們開始寄希望于名氣更大的國際“四大”，希望它們利用聲譽、技術、經驗來完善自己的資本市場，規范注冊會計師行業，增強投資者信心。

　　當公眾滿懷希望將目光盯在了“四大”身上時，“四大”也出現了一系列的過失。這當然會引起強烈反響。事實上，國內會計師事務所也不是沒有過失問題，例如華源制藥、銀河科技等等，只是這些涉案會計師事務所沒有像“四大”那么受關注。同時，客觀上講，“四大”的客戶規模和影響更大，所以不出問題則已，一出就出大問題。綜合起來，就使得這種“期望差”成為了“放大器”，放大了“四大”過失事件的負面效應和影響力，對整個市場產生影響和沖擊更大，給人“水土不服”的印象也就更強烈。

　　細數“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在華“水土不服”的三大病因，概括地講，就是“四大”在中國既有自身經驗技術方面的問題，也有環境問題，更多是公眾期望差方面等問題，最終使得其在中國負面新聞不斷，“誠信門”危機嚴重，也使得公眾重新開始對“四大”乃至整個注冊會計師行業進行深刻認識和反思。(新民周刊 王一浩 李若山 2006-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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