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原科龍電器董事長顧雛軍在庭審時再度吸引了無數眼球。他不僅否認了檢察機關的四項指控，而且聲稱在會計造假方面，2004年有5.1億元的銷售收入是在德勤會計師事務所的逼迫下入賬的。作為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之一的德勤，再度被推到了誠信危機的風口浪尖。

　　會計師事務所應成為資本市場之“公器”

　　在股份公司的經營模式下，由于公司的所有者(股東)人數太過分散以及缺少專業技能，因此股東委托管理層代為經營。由于股東和管理層所追求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這就容易引發委托代理問題。而注冊會計師恰好是一個客觀公正的第三方，它以自己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來從財務方面判斷管理層的經營業績是否真實，為股東、投資者、債權人和政府進行相關決策提供重要參考。從這一意義上而言，會計師事務所可謂是資本市場之“公器”。一旦會計師事務所本身爆發信任危機，那么資本市場就將陷入一片混亂。正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遺憾的是，會計師事務所為了追求私利而違背職業道德的丑聞，在國內外屢見不鮮。銀廣夏的假賬令曾經的行業老大中天勤墜入萬劫不復之深淵；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的丑聞使得風光無限的安達信轟然倒塌；德勤這兩年在中國也是一度丑聞纏身，去年還因為審計失實被國家審計署的報告點名。不過，即使在以上案件中，會計師事務所扮演的角色，也是協助客戶做假賬并千方百計地替其隱瞞，還遠未大膽到敢于“逼迫”客戶做假賬的程度。任何稍有理性的會計師都知道，這樣做不僅是自毀在資本市場立身之根本，也是在與法律開玩笑。

　　“逼迫”科龍做假賬的成本實在太高

　　至于德勤究竟在科龍一案的審計過程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是否觸犯了中國刑律，一切都有賴于相關部門的進一步調查。在此做任何猜測與妄想，都是極不負責任的事情。但是筆者認為，對于德勤而言，“逼迫”科龍做假賬的成本實在太高。

　　在外界和競爭對手看來，四大在中國的日子可以說過得相當滋潤。它們不僅壟斷了外國公司在華企業的審計業務、中國公司海外上市的IPO審計和上市成功后的年審業務，而且也有越來越多的國內上市企業選擇四大進行審計。

　　以2004年的業務收入為例，四大中排名第一的普華永道為12.5億元，排名最低的安永也有6.3億元。而國內排名第一的上海立信長江會計師事務所僅為1.5億元。對于德勤而言，一年從科龍那里收取的審計費最多幾百萬人民幣，科龍也并非德勤的戰略性客戶，如果德勤真的“逼迫”科龍做假賬，那實在是因小失大，自毀長城。

　　不過據業內人士透露，在中國，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共謀，在一定程度內粉飾財務報表，從而在外部融資和規避稅收方面獲取不正當的利益，并非偶然現象。客戶解聘“不聽話”的會計師事務所，而選擇更加“靈活”的“合作伙伴”，也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此情況下，某些操守清白的會計師事務所的確面臨著市場份額縮水的壓力。除此之外，和其他三大相比，德勤在華拓展戰略性大客戶方面也乏善可陳(例如在中國的石油、電信和銀行等壟斷行業)，甚至很可能在市場份額上下降到四大最后一名。

　　在這樣情況下，德勤也的確面臨著市場和經營層面的較大壓力。

　　利潤壓力導致四大客觀上降低了審計標準

　　四大內部本來存在著比較完善的風險控制系統。在對員工進行年度培訓時，均大力強調職業操守的重要性、以及遵循公司規定的審計流程和審計標準的重要性；在每年的稅后利潤中，四大將提取一定比例作為風險撥備，以應付潛在訴訟的賠償風險；由于每個負責簽署審計報告的經理本身要對報告的真實性負法律責任，那么每個經理自然會對審計過程盡心盡力……

　　但是，近年來隨著四大在中國的業務擴展，四大風險控制機制中出現了一些漏洞。自安然事件后，四大陸續將利潤很高的咨詢業務分拆出去，那么為了維持利潤率，四大聘用審計人員的數量并沒有與審計業務的數量成比例增長，這就造成四大用在每個項目上的人工有所減少，在某些審計環節和程序上有所簡化。在四大內部，承擔法律風險的是在審計報告上署名的項目經理，負責運營并承擔利潤壓力的是合伙人，而項目經理的升遷與否又取決于合伙人的意見。這種缺乏對合伙人進行監督的治理缺陷造成了這樣一種現實，即使項目經理發現報表存在問題，也可能在合伙人的壓力下而違心地簽字。

　　同時，四大缺乏效率的加班制度導致中底層員工苦不堪言，存在大量中層員工跳槽流失的狀況。因此目前很多項目都是一個較高級別的經理帶著幾個大學畢業生去完成，這樣的團隊在面對客戶精心炮制的問題報表時，發現問題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因此，不論顧雛軍的言論是真實還是謊言，四大都必須正視并改善自己的風險控制機制和危機管理能力。只有未雨綢繆，才能獨善其身。(新京報 張明 2006-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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