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印發的我國第一部服務業發展規劃——《服務業發展“十二五”規劃》(下稱《規劃》)明確提出，要加快培育環境顧問、監理、監測與檢測、風險與損害評價、環境審計、排放權交易等新興環保服務業。“環境審計”獲得國策支持，有望在“十二五”期間迎來新的發展契機。

　　環境問題已經成為公眾的“切膚之痛”。幾年前，“吉林松花江支流遭污染”、“紫金礦業污染福建汀江”、“上海康橋兒童血鉛中毒”這類事件帶來的或許只是局部性后果，那么今年一月以來，席卷北京、濟南、上海、杭州等多個城市的“霧霾”卻已經敲響了全國范圍內環境問題的警鐘。

　　環境審計有“國”與“民”兩個主體，分別是國家審計署和社會第三方審計力量會計師事務所。國家審計署對青藏鐵路、三峽大壩等項目進行審計，是遏制“環境腐敗”的衛士。會計師事務所對我國的上市公司、涉外企業、民營企業進行審計，是推動綠色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

　　環境審計目前尚無統一概念與標準

　　“環境審計”雖然只有四個字，但卻“暗藏玄機”，相比之下，傳統的“財務審計”的范疇要窄得多。簡單來說，“財務審計”針對某個特定的微觀主體——例如一個企業，一所大學或一座醫院來實施，操作中著眼于這個主體的“賬”或“錢”。然而，“環境審計”并不限于上述微觀主體，還關系到宏觀層面的問題;“環境審計”既關注“賬”或“錢”等貨幣計量對象，還關注那些非貨幣計量對象。

　　“普通的審計只關心企業是否正確地花了錢及產生的經濟效益，而‘環境審計’是繼續追問花的這筆錢產生了怎樣的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綠色三效審計。”北京鑫正泰會計師事務所副主任會計師孫興華向本報記者表示。

　　北京大學國際會計與財務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審計學會環境審計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王立彥教授向本報記者介紹，“環境審計”的概念目前尚缺乏清晰的界定，對于這個龐大的體系，如果連人們對基本概念的看法都沒有達成一致，那么要起草統一的準則(類似于財務報告審計準則)則比較困難。

　　“開展‘環境審計’的前提，是被審計的單位應該總結自己的環境績效，編制和提供環境報告(或稱為‘可持續發展報告’、‘社會責任報告’)，環境報告本身的規范化程度還遠遠不夠，因此環境審計不可能形成統一的標準或指南。”王立彥一針見血地指出。

　　2006年，深交所發布了《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要求上市公司應當在追求經濟效益、保護股東利益的同時，促進公司本身與全社會的協調、和諧發展。一年半后，上交所也發布了《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引》，倡導各上市公司積極承擔社會責任。不過，兩則指引均以企業自愿披露為前提。

　　2009年，國資委印發《關于中央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要求有條件的企業要定期發布社會責任報告或可持續發展報告，建立社會責任報告制度。去年“兩會”期間，國資委研究局局長彭華崗透露，彼時有35%的央企尚沒有發布社會責任報告，今年會要求所有央企發布2012年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并將對其履行社會責任情況進行評估。

　　孫興華認為，國企的社會責任報告缺失中介機構這一第三者的環境審計鑒證，亟待國家出臺強制性環境審計法規!環境審計指南之所以沒有形成，是因為“缺乏立法”和“計量難”的原因。

　　“由于缺乏強制的審計法律保障，注會的環境審計領域開展得比較艱難。自愿埋單進行環境審計的客戶本來就少，甚至還有某些客戶在注會實事求是地出具了反映企業問題的報告后拒絕支付審計費的情況。環境審計的開展真是難上加難!”孫興華告訴本報記者。

　　注會行業正“殺”入環境審計領域

　　在環境審計尚未形成統一的概念、標準的背景下，環境審計的市場仍在慢慢發酵。

　　一方面，企業的投入不斷加大。據悉，2010年，國家環保部調查了112799家工業企業，工業污染治理項目本年完成投資總額為397億元。另一方面，在國資委及深、滬兩市的不斷要求下，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主動披露其環境報告。

　　“披露已經逐漸形成氣候，但是報告什么內容，才是關鍵的問題。”王立彥說。

　　與環境報告披露相關的內容分別在深、滬兩個交易所的指引中的第三條和第二十六條中做了規定，即：上市公司可自愿披露公司年度資源消耗總量、公司排放污染物種類、數量、濃度和去向等。

　　“兩個交易所和國資委的文件都是從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原則、目標上規定的，較少涉及操作層面的內容。因此，目前很多企業發布的社會責任報告都是對著國外的報告照葫蘆畫瓢，還傾向于報喜不報憂。”王立彥告訴本報記者。

　　此前，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第三方“鑒證”業務很早就由挪威船級社這類專業機構在做，國家開發銀行和中國銀行都是挪威船級社的客戶。這類“鑒證”業務的運行模式是“專業團隊+會計專家”，即按項目需求邀請會計專家來“客串”。不過，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發布環境報告，也為注會行業開發“環境審計”這塊誘人的新業務市場提供了契機。

　　“會計師事務所將與專業環境鑒證機構共同分食。如果注會行業要拓展環境審計業務，長期來看，就要建設一支能夠勝任該業務的穩定的人才隊伍。”王立彥說。

　　孫興華也表示，短期來看，打破行業和部門界限，注會與外部聘請的環保專家進行密切合作也尤為關鍵，畢竟人才培養是一個耗費時間的工程。

　　同時，受訪專家一致強調，注會團隊中必須要有具備環境管理背景的專業人士，唯有如此，注會才能勝任環境審計業務。

　　據了解，普華永道、安永、畢馬威、德勤四大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內部目前也形成了從事環境相關服務的部門。普華永道輔助能源、礦業、工業產品和廢物處理行業進行清潔發展機制(CDM)和碳信用額度相關的服務;安永為企業提供清潔技術服務，涉及電動汽車、智能電網、水技術等領域;畢馬威的能源和天然資源分部則擁有一套評估能源和天然資源公司的傳統方法。殼牌石油、空中客車這類環境敏感度較高的跨國企業均是“四大”的客戶。

　　本土所在這方面也有所行動。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陳彬向本報記者介紹：“‘碳審計’在國內已經落地實施了，我們的團隊已是經濟學和理工科背景的復合型團隊，在已實施完成了20多個企業的溫室氣體排放清單項目，尤其以五糧液和中鐵二局的項目進展突出。同時，信永中和會計師事務所已經和北京環境交易所簽訂了有關碳盤查、碳預算的協議，將進一步推動碳交易市場的完善。”

　　注會行業的大佬們并不是沒有考慮過早一點殺入“環境審計”這片海域。王立彥分析說：“起初并不急于進入環境審計領域是因為潛在風險不容易判斷。注會服務需要耗費人力成本，經濟效益是其考慮的首要因素;和其他第三方鑒證機構相比，注會又是一個具有社會公信力的特殊群體。如果注會在“環境審計”中沒有完全履行監督披露職責，則可能給社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甚至遭到更嚴厲的起訴。”

　　一方面環境審計業務的錢確實不好賺，另一方面注會承受著社會監督的重任，這讓注會行業在環境審計的門檻外面躊躇了數年之久。

　　專家呼吁國家政策和中注協加大支持力度

　　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去年初的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上發出了“環保強音”，將生態環境成為2020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最重要的標志之一、也是最大的制約因素之一。同時，黨的“十八大”要求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美麗中國”也寫入了“十八大”報告中。

　　政策導向鮮明，“環境審計”的市場需要搶占先機。

　　2011年8月，審計署在中國審計學會成立了環境審計專業委員會，重點進行環境審計準則研究。

　　孫興華呼吁，研究和發展“環境審計”是打造審計強國的重要內容之一。當前綠色中國生態文明發展，亟需中國注冊會計師肩負社會責任實行環境審計監督，為中國綠色經濟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陳彬表示，我國的碳排放量全球第一，制造業企業的那一丁點兒利潤可能都會被出口時所繳納的碳稅所蠶食。從我國環境安全和貿易安全的角度考慮，也應大力支持“環境審計”的發展。當然，政策和法律層面的支持也是至關重要。

　　“行業內規模較大的事務所，必須得試探性地開頭。”王立彥說。“要打‘有準備之仗’。不能說等哪天這個業務能賺錢了再去做，那時你既沒人又沒武器，派誰去做呢?”

　　同時，受訪專家一致呼吁行業協會對環境審計提供大力支持。

　　王立彥建議，注冊會計師協會應該組織完善的社會調研，它作為行業軸心，需要掌握“環境審計”方面最權威、最細致的資料。“例如，在兩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它們主動發布的環境報告是由誰審計呢?有多少家事務所參與了這類業務呢?等等。這個調研結果能夠輔助行業協會對環境審計新業務做出預判，并提出未來規劃的方向。”王立彥說。

　　孫興華建議，中注協應成立“環境審計培訓教育”課題組，支持創建“綠色會計師事務所”。號召大中型會計師事務所把會計師事務所“綠化”問題列入今后的工作重點。嚴格按照注冊會計師應具備的綠色經濟理念、專業技術嫻熟、公平公正、誠信盡職、秉公執法等要求，進行培訓考核持證上崗。

　　陳彬表示，對于“碳審計”項目，中注協給予了很大的支持。他建議在進一步的工作中，注會應該將更多的實踐的案例進行總結，形成中國注會行業在“環境審計”領域特有的智慧，增強我國注會行業在國際上的話語權。

　　記者手記

　　環境審計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需求，是整個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轉型保駕護航的重要力量，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環境審計的重要性。

　　筆者認為，如想成功地推進環境審計，注會行業自身要首先要有觀念上的突破，要加強社會責任感，以此更好地擴大審計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