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務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是證券市場信用的基石。證券市場發展史表明，沒有有效的會計信息披露，就不可能有穩健成熟的證券市場。中國股市建立以來，會計造假屢禁不止，除了企業缺乏自律精神和法律缺失外，很大程度上是缺乏聯動執法機制所致。近日，在戴爾“審計門”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多部門聯動強力執法的經驗就很值得借鑒。

　　在該事件中，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調查和暫停股票回購計劃相比，聯邦檢察機構的正式傳訊和查驗歷史內部賬目的做法顯得更有力，對戴爾的日常運營影響也更深遠。

　　有分析認為，戴爾一案是美國固有的司法中心主義，特別是法院中心主義在證券市場擴張的結果。有了司法力量的的介入，再加上SEC原有的事先、事中行政監管作為補充，美國證券市場的信息披露的確真實和亮堂了不少，戴爾“審計門”事件不過是這種“合縱連橫”監管體制下的必然結果。不過，這種分析只抓住了事情的表象，顯然還沒抓住美國多部門聯動治理會計造假的體制原因。美國很崇尚會計造假問題的司法解決，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想讓司法部門獨挑大梁或成為監管的主角。證券監管機構SEC并不是擺在那兒玩的，而一直被外界謂為運轉有序的公司內部治理也絕非浪得虛名。客觀說，會計造假遏制得較好與這些因素均有關，司法手段只是比較重要的一個而已。事實上，聯動護法的機制雖不為美國獨有，但卻在美國執行運轉得最好，筆者以為，這才是最值得我們學習的。

　　國內懲誡會計造假，盡管也包括行政處罰、刑事處罰、民事賠償三個方面，并分屬于各個專屬部門，但各部門間缺乏聯動，甚至在一些具體造假認證上還各行其是，相互掣肘，以致我國雖有類似于美國的證券監管機構設置，但卻很難起到美國同類機構所應該起到的作用。譬如在因虛假陳述所引起的民事證券賠償方面，由于存在“行政前置程序”、“明示參與”等諸多程序上的障礙，導致訴訟體制難以對造假者起到應有的震懾作用。

　　如果說到戴爾事件對國內改進信息披露監管的借鑒意義，那最值得學習的就是多部門聯動執法，即證券監管機構主導事先預防和事中調查，并確定臨時措施，司法機關（法院或檢察機關）通過傳訊等強制手段對造假行為進行徹查。具體來說，中國要在證監會和財政部等行業監管機構之外，加緊探索像美國那樣的法院和檢察院等司法機關參與會計造假案件的具體路徑，例如檢察機關如何介入會計造假的偵察、介入的程度等，并在分工配合和明確監管責任的基礎上形成部、會、院多部門聯動的遏制會計造假執法機制，從而有效震懾會計造假行為。（中國證券報 2006-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