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我國治理環境污染的形勢也越來越嚴峻。面對巨大的環境問題和資源壓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稅法》已經在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表決通過，并將于2018年1月1日起施行。

　　環境保護稅作為一種調控環境污染行為的重要手段，越來越受到政府和理論界的重視。但是，針對環境保護稅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理論界的分歧很大，爭論的焦點是環境保護稅“雙重紅利”假說。

　　“雙重紅利”也稱為“雙贏效應”。通過征收環境保護稅，一方面提高了環境質量，另一方面，征稅帶來的凈經濟效益，導致了個人財富、國內生產總值和社會就業的增長，即實現了所謂的“綠色紅利”與“藍色紅利”。“雙重紅利”假說是進行環境保護稅改革的重要理論依據。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肯定了“綠色紅利”的存在。較之“綠色紅利”而言，“藍色紅利”實現的條件與機制更為復雜。因此，對于“雙重紅利”到底是否存在一直都有爭論。

　　環境保護稅“雙重紅利”效應假說的提出，引起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決策層面的廣泛關注，決策者紛紛以這一理論為指導推行了環境保護稅制改革。從這些國家實施環境保護稅的實際效果來看，其環境質量改善效應比其他效應更為明顯。環境保護稅開征后，其“綠色紅利”比“藍色紅利”更容易實現，產生的經濟效應遠沒環境改善效應那樣明顯。

　　促使環境保護稅能夠發揮“雙重紅利”的關鍵，在于以開征的環境保護稅來替代其他稅種中的扭曲性稅收。可見，要實現“雙重紅利”需具備以下兩個前提條件：一是不能增加社會總稅收負擔水平，即通過其他稅種稅率的降低，來抵消產生的綠色稅收增量，進而平衡社會總稅負。二是稅負能在勞動力與其他經濟部門之間進行轉移和再分配。

　　環境保護稅“雙重紅利”假說及OECD國家的實踐經驗為我國環境保護稅制建設提供了思路。隨著我國環境問題的凸顯和財稅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和新的環境目標下，要把環境保護稅的建設與整體稅制改革結合起來，從而實現既有利于我國環境保護，又有利于整體稅制改革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中國式的雙贏效應。我國環境保護稅法的總體思路就是由“費”改“稅”，以新的環境保護稅替代既有的排污費，體現其“綠色稅制”功能，即按照“稅負平移”原則，實現排污費制度向環境保護稅制度的平穩轉移。因為已征收車船稅、消費稅、車輛購置稅等，為避免重復征稅，環境保護稅法明確對機動車、鐵路機車、非道路移動機械、船舶和航空器等流動污染源排放的應稅污染物免稅，還增加了對納稅人符合標準綜合利用的固體廢物免稅的政策。這體現了“稅收中性”原則，充分考慮和協調現行稅種與新稅種之間的關系，以避免重復征稅，不增加宏觀整體稅負，實現社會總體稅負平衡。

　　征收環境保護稅成為我國保護環境和資源的有力手段，是改善我國環境治理的必然選擇。但環境保護稅并非萬能鑰匙，開征環境保護稅并不意味著環境問題將迎刃而解，其只不過是改善環境之路的入口。治理環境需要多方面綜合發力，形成治污合力，引導全社會轉變發展理念，不斷創造條件，力求兼得“雙重紅利”，實現可持續發展。

　　(作者單位：稅務總局干部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