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銀行發布的《全球投資競爭力報告(2017~2018)》指出，穩定的營商環境，有效的監管措施和穩定的政局是發展中國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關鍵因素。

　　2017年10月25日，世界銀行發布《全球投資競爭力報告(2017~2018)》。這是世行針對發展中國家投資競爭力推出的首期報告，今后每兩年將出版一期。

　　《報告》主要對發展中國家整體情況進行評述，不針對單國情況排名。《報告》針對發展中國家作為外國直接投資(FDI)輸入國和輸出國“雙向投資”的不同角色分析與探討，梳理了發展中國家近年來FDI及相關政策設計與實施情況，并對發展中國家政府如何改善投資環境、提高投資效率等提出政策建議。

　　發展中國家FDI雙向投資總體情況
2016年，全球1.75萬億美元FDI中的40%流向發展中國家，FDI已成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外部資金來源。除提供資本外，外國投資在為發展中國家獲取先進技術、前沿知識與管理理念，推進創新、調整產業結構和創造就業機會等方面作用突出。宏觀經濟、政策及監管風險是外國投資者投資決策時的重要考慮因素，發展中國家能否消除或減少相關風險對吸引FDI具有重要意義。

　　發展中國家通過開展對外投資活動，能有效獲取包括市場和技術在內的眾多經濟利益并推進本國創新進程，從而進一步提高自身競爭力。例如金磚國家通過收購外國公司，有效彌補了自身在專利、管理和創新技術等方面的不足。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近年出現兩個新的特點：一是對外投資快速增長。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過去20年增長了20倍，2015年在全球FDI總量中占比達1/5。全球約90%的發展中國家均在開展對外投資活動，其中金磚國家是主要投資來源國。在當前發達國家投資信心低迷的情況下，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對外投資已成為推進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二是高風險市場成為發展中國家投資重要目的地。發展中國家投資者更愿瞄準體量較小且風險較高的區域經濟體。這是因為，發展中國家投資者缺乏在傳統市場的投資網絡及經驗，更愿選擇競爭性較小的市場;發展中國家投資者較能適應高風險市場的政策和安全環境，在應對當地監管及行政程序風險方面更為嫻熟。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在“沖突及暴力影響”國家成功開展投資活動，為其他投資者進入此類市場提供了示范。

　　需要特別關注的是，受全球經濟形勢、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等因素影響，FDI的發展效應受到一定質疑：一是FDI對發展中國家“低效率”公司和“低技能”勞工造成沖擊，導致部分國家出現不穩定因素。二是部分國家和市場難以及時適應投資與經濟活動的快速發展與變化，FDI發展效應難以顯現。三是部分FDI活動在環境標準、收入分配和市場競爭等方面造成負面效應，在當地社會產生不良影響。但總的來說，只要投資接收國治理良好、政府機構運作正常、法治環境透明，FDI即能發揮良好作用。

　　對發展中國家吸引FDI的政策建議
充分發揮高增長公司的作用。高增長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私營部門中占比較小，但其在創造就業和提高生產率方面作用巨大。此類公司能夠有效消化和吸收外國先進技術和流程，并借此提高生產率，是“內化”FDI溢出效應的最佳載體。發展中國家政府應對高增長公司予以更多關注，采取措施消除其進一步發展的制約因素并助其提高技術吸收與消化能力。

　　改善投資環境，發揮政府在消除或減少投資風險方面的關鍵作用。政治穩定性、安全性和監管環境，是影響投資者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決策的最主要因素。發展中國家應以全面和系統的方式改革投資政策，改善投資環境，減少投資者面臨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一是提高政府工作可預見性和效率。切實消除官僚主義，簡化程序，提高辦事效率，消除各種投資障礙并解決好基礎設施瓶頸問題。二是完善價值鏈。通過開展技能培訓、提高資金和技術可獲取性、在生產廠家與市場之間搭建橋梁等方式，為投資者開展投資活動創造便利。三是保護投資者利益。在投資者在當地開展投資活動后，采取措施對其利益進行保護，包括有效處理投資者各類投訴。四是針對不同類型投資者制定和實施不同的投資政策。如對制造業公司應重點解決其對有關進口政策的關切。

　　更加重視吸引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的作用。一是通過有針對性的投資促進措施吸引更多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投資，促進南南和區域投資。二是取消本國原先旨在維持金融穩定、促進國內投資，但制約對外投資的各類政策和措施。三是通過增加研發投入、開展培訓和改革學校課程設計等，提高全經濟范圍的技術吸收和消化能力，有效發揮FDI帶來的溢出效應。

　　提高稅收等投資激勵措施的針對性和有效性。許多發展中國家通常采取稅收優惠或其他激勵措施吸引外國投資。當投資者在兩個相似潛在投資地之間猶豫不決時，投資激勵措施對投資者決策會產生效果。但如果投資者希望通過FDI打開新市場或者獲取當地資源，稅收等激勵措施通常不會產生效果。部分發展中國家未能清晰甄別投資者類型，盲目采取稅收優惠等措施，造成了市場扭曲，既未能有效吸引外資，又導致稅收損失。發展中國家政府應針對各類投資者的投資動機以及不同類型FDI的特點，因地制宜地制定相關激勵政策，以最大程度發揮投資對本地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和影響。對電信行業等效率導向性動機投資者，可通過稅收優惠等措施吸引其投資，同時應確保此類公司對投資環境、基礎設施和政策框架等的關切得到解決。對市場導向型和資源導向型動機投資者，應審慎使用稅收優惠政策，以避免產生稅收流失和發展中國家惡性競爭等不良情況。

　　《報告》對中國對外投資的專題分析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特點。一是對外直接投資穩步上升。中國已成為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驅動力，綜合指標顯示，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自2004年起一直保持穩定的上升趨勢，在所有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已從2004年的10%增長到2015年的49%。2016年當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已達1830億美元，并取得兩個歷史性突破，即對外直接投資首次超過國內的外商直接投資;對外直接投資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二是對外直接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仍較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低于世界上其他對外直接投資活躍的發展中國家。三是私營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發揮重要作用。在2006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中，中國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所占的比重分別是81%(非金融性資產)和19%。而到2016年，二者比重已平分秋色，國有企業為50.4%(非金融性資產)，私營企業為49.6%。

　　中國推動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主要因素。一是宏觀經濟環境。國際收支順差和國內產能過剩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國門，并形成“走出去”的國家發展策略。二是國內發展需要。無論是早前的確保主要大宗商品供應還是之后的科技創新需求，均是推動中國企業進行海外投資的重要推動力。三是發展戰略轉型。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正在經歷從制造業為主導向創新為主導的轉型，這既推動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分布變化，也擴大了對外投資的規模。2003年~2005年，65%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在資源行業，18%在服務行業。2013年~2015年，只有26%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集中在資源行業，服務行業比重則增長到47%。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監管體系的發展變化。從2001年到2014年，中國逐步放寬了對外直接投資的監管，監管體系完成了從限制型到支持型的轉變。2014年，中國政府在對外投資監管體系方面進一步完善了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政策指導。2016年底，中國政府宣布將收緊針對對外直接投資項目的檢查及監管，還列出了國有企業不可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此項政策收緊，加之中國與歐盟等經濟發達體在知識技術并購與市場相互準入方面的因素影響，導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有所下滑。截至2017年年中，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交易數量基本恢復到政策收緊前的同等水平，但交易平均金額大幅下降。2016年并購交易的月平均金額為150億美元，2017年上半年則降到了80億美元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