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化董事長蘇樹林近日被中央任命為福建省委副書記、省政府黨組書記，成為主政地方的大員，引發了媒體對政壇“國企CEO”現象的關注。其實，國企高管從政并非新話題，在蘇之前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在蘇之后也還會有高管源源不斷地加入這一隊伍。

　　正如一些觀察家所言，將有現代企業歷練的國企高管充實到官僚群體中，可優化領導班子結構，更好地提升政府的施政績效。但這從另一方面也說明，國企很難產生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即使偶爾出現一兩個，也難以留存。

　　熊氏所謂的企業家，核心特征是創新。在這里，創新不是搞技術發明，而是把現成的技術革新引入經濟組織，形成新的經濟能力的過程;換言之，企業家的作用，就是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大凡杰出的企業家，都具有熊氏所說的企業家的創新精神。

　　當然，我們不必機械地理解熊氏的企業家概念。不過，從一些世所公認的企業家標準來看，必須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才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家：一是在企業要有足夠長的任職時間，時間過短，工作都沒開展過來，何談創新，更何談形成獨特的企業文化;二是有創新的欲望和意志，一個企業領導人，如果連創新的欲望和意志都沒有，也就不可能去創新，成不了企業家;三是企業的經營不受外界尤其是政府的干擾，能夠獨立地決策并承擔責任，若企業的經營和決策處處受制于政府，為政府的目標服務，企業先天就失去了獨立性，也就不能敏銳地去應對市場的變化;四是為股東和包括消費者在內的社會創造價值，做出貢獻。企業家創新的最后結果必然是有利于企業股東、消費者以及與企業關聯的利益群體，而不僅僅是替企業創造利潤，其對社會的整體收益必然大于為創新支付的成本，做不到這一點，創新也就失敗。

　　以此衡量國企領導，應該說，基本不合格。首先，除少數國企領導外，一般任職時間都不長，尤其對壟斷國企來說，領導人基本是兩三年或者三四年一換，能夠連續做滿兩個任期的國企領導很少。反觀一些成功的企業家，創始人不用講，即使是職業經理人，一般在企業的領導崗位上都有上十年的歷練，至少也有五六年。時間過短，企業的情況都還不了解，如何去創新?而且，時間過短，企業領導一般也不會抱有創新的想法。充其量，與政府官員喜歡搞短期政績一樣，做一些能夠短期內使企業財務報表好看的表面文章。

　　其次，國企的經營和決策受政府的影響，獨立性難以保證。嚴格地說，在任何國家，做企業都要和政府打交道，但在中國，包括民企在內，政商結合尤其明顯，這主要是政府權力過大之故。在政府主導社會經濟運行的情況下，企業天然會尋求政府的庇護，從政府那兒索取政策和資源。但與國企相比，民企雖然也有投靠權力的動機，不過在企業內部的經營和決策上，是獨立于政府的。國企則沒有這么“幸運”，由于國企是國家的，不但有一個婆婆――國資委在管著國企，而且國企還負有國家的某些使命以及貫徹政府的宏觀調控。事實上，國家干預經濟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國企來實現國家的某些特定目標。為此，國家也給予很多別的非國企所享受不到的政策和資源�，F實中的國企，尤其是那些壟斷國企，之所以有那么高的利潤，并不是因為企業有競爭力，基本是拜國家給予的壟斷所賜。這使得國企很難實現獨立的經營和決策，自然也就談不上企業創新。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國企領導沒有創新的動力，他們的目標函數根本不在于為股東和社會創造價值，而在于通過企業的歷練，為自己的官場生涯積累資本。雖然國資委也要考核企業的利潤和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情況，但國企領導升遷與否的最終決定權則掌握在組織部門手上。政府事實上并沒打算在國企中培養企業家，政府對國企高管的人事管理完全是參照黨政機關進行的，各級政府的組織部門對他們有另一套考核目標，有關制度也明確規定，實行黨政機關與國有企事業單位之間的干部交流，選調國有企事業單位領導人才到黨政機關任職。這就為國企領導轉任政府官員打通了制度通道。如果無望進入政府，國企高管最后還有可能憑借自己代理人的信息優勢，把國企變成內部人控制的企業。因此，國企領導是無心進行創新的。

　　綜上所述，國企不可能產生企業家，如果出了企業家，那只能說是例外和偶然，而且不可能長久。事實上，與其把國企領導稱作企業家，不如叫做企業政治家更恰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