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為了利益的訴求,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是善意沖突,矛頭并不對著黨和政府”

　　跳槽是員工表達對企業不滿的最直接做法,俗稱“用腳投票”。

　　近年來,沿海地區一些企業工人通過怠工、停工、罷工的方式,向資方施加壓力,要求提高工資、增加福利,被稱為“用手投票”。

　　一直以來,“雙向選擇”是企業主對待工人加薪要求的理直氣壯的說辭,工人們也只能無奈地“用腳投票”。廣東、江蘇、浙江等沿海地區,制造業、服務業等行業中低技術崗位職工的流動率普遍達到50%以上。

　　廣東省勞動部門調查顯示,企業平均每招進一個工人的同時有0.73個工人流失。但不管他們怎么跳來跳去,等待他們的都是“地板工資”――最低工資標準。

　　“用手投票”

　　東莞市勞動爭議仲裁院院長羅少偉說:雖說工人可以東家不打打西家,但東家西家都一樣。參與罷工的工人大部分愿意在本廠繼續干下去,不隨意換單位。在東莞打工幾年,家已經安在這里,子女在這里上學,不輕易搬家了。但工廠那點工資實在是難以養家糊口。比如今年年初,一家大型臺資企業的工人罷工,參與的就以老員工占多。

　　值得關注的是,效益好、工人工資福利相對較好的企業,也罷工頻發。一些老員工目睹了企業發展壯大的全過程,從滿足于福利待遇比周邊企業好,漸漸轉變成對企業內部收入落差過大的不滿甚至憤怒。

　　江蘇省總工會及南京市總工會工資協商指導員施志剛說,凡是停工、怠工要求加薪的,結果都能鬧成。“通過罷工,我發現企業向工人讓利的空間很大。通常只要工人一鬧罷工,10%的加薪幅度,老板眼睛也不眨一下就答應了。南京一家美資企業工人罷工,資方代表從外國趕來時就帶來加薪8%的方案,最后談判結果是加薪25%。”

　　國家現行法律法規對“罷工”沒有明確規定。工人自發罷工發生后,地方黨委政府甚至工會,往往既不反對,也不支持,只要求快速平息。

　　南方一個城市的工會干部對本刊記者說,該市一家法資企業工人罷工的時候,資方代表公然指責政府“投資環境惡劣”,威逼勞動部門處理“鬧事”工人。

　　由于缺乏組織,自發的工人罷工常常出現失控,如打砸企業財物,與管理人員、警察發生肢體沖突,上街堵路等。東莞臺商協會會長葉春榮說:“哪個國家都有罷工。合法罷工我不反對,了不起你不工作嘛,但不能打砸東西。我們臺商對罷工當然怕,因為沒有規范,事前沒有談判、沒有預兆,不知什么人突然發起,還打砸東西、打人。”

　　由于罷工沒有法律地位,工人罷工的方式是“打卡不工作”。因此,罷工平息后,一些企業往往以“違反勞動紀律”、“曠工”為名,開除“帶頭”的工人,并且不給任何經濟補償。當這些工人向當地勞動執法部門、法院申訴時,往往得不到支持,因為,表面看,上班時間拒絕工作,確實是違反勞動紀律。一些工人因而四處投訴上訪。

　　江蘇省信訪局局長王慶元說:“工人為了利益訴求的,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都是善意沖突,矛頭并不對著黨和政府。應該用和諧思維來認識、對待工人罷工問題。跟罷工工人過不去,就把黨和政府擺到了工人的對立面上。”

　　工資集體協商艱難起步

　　如果說,最低工資標準是國家以法制形式給工人最低生存保障,那么勞資博弈――工資集體協商,就是調節企業分配的主要手段。本刊記者采訪中了解到,在各級工會的大力推動下,工資協商初顯功效。但基層工會反映,只要協商,就有協商不成的可能。協商不成怎么辦呢？

　　由于工資協商法律地位不明確,企業不理睬開頭難、沒有法定協商內容無事可談、協商不成“收場難”,是協商工作的三大困擾。

　　多位受訪的基層政府和工會、專家學者認為:應該確立工資協商的法律地位,走出一條“談判在前,協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業組織裁決”的中國式勞資博弈新路子。

　　江蘇省是全國開展工資協商較早、面積較大的省份。據江蘇省總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殷同喜介紹,江蘇省從1995年開始嘗試工資集體協商。目前,全省開展協商的企業19萬家,覆蓋職工952萬人。不少企業的工資協商走過這樣的路徑:工人為加薪而自發罷工、怠工――工會介入、協商解決――復工――工資協商常態化。現在,工資協商逐漸由被動向主動,變成企業的常規工作項目。

　　基層工會也反映,工資協商能取得實效的并不多見。殷同喜這樣評價:“工作不可低估,成效不可高估”。江蘇省張家港市總工會副主席陳建明說,張家港市94%外企建了工會,89%的工會開展了工資協商。去年,4%的企業談判簽了8%的工資增長率,其他沒有談出什么結果來。這8%,還沒有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幅度大。江蘇省昆山市總工會主席顧志中說:能談成的,都是企業本身已經計劃好加薪的,只不過工會協商因素加入,比較透明一些。開展協商的企業,加薪幅度跟沒有開展的區別不大。

　　一家工資協商“榜樣企業”的工會主席告訴本刊記者:公司開展工資協商十多年了,最初是由解決工人罷工形成的制度。十多年來,通過協商,每年工資增幅都超過10%,理論上,工人工資翻了一番多,協商成績很漂亮。但實際上,工人增加工資不多。因為一線工人流動性很大。有多少人能夠在一家工廠的生產線上呆上10年呢？公司一線員工起薪點低,比最低工資標準高100元左右。那么,一個工人入職當年拿900元,第二年990元,第三年1089元,第四年1197元。好像前途很光明。但是,這年他辭職走了。新工人又從900元加起。因此,談了十來年,公司工人的工資,跟其他企業并沒有多大區別。只是因為企業效益非常好,整體工資平臺高一點。另外,公司對一線員工工資有“封頂數”,基本工資最高不超過1350元。

　　更多的地區,企業甚至連工資協商的形式都不愿意走。廣東東莞市勞動局勞動關系科科長周雪萍說:“廣東省推動工資協商,我們第一步只要求企業參與發倡議書,東莞市也只有1個企業響應。廣州市總工會連續兩年、每年選取工會基礎較好的五十多家企業進行工資協商試點,但真正坐下來談的,寥寥無幾。”

　　工會干部反映,企業多數對協商要約根本不理睬,有的是派個行政干部出來草草座談一下,工會對此沒有制約辦法。廣東東莞臺商協會會長葉春榮說:“我們愿意守法經營。但企業現在并沒有跟工人協商工資的法定義務。工資協商我不反對,但要立法,大家按法律規范來談。”

　　勞資博弈新路徑

　　江蘇省總工會主席張艷說,目前,不少地方嘗試確立工資協商的法律地位,但大多是把相關條款放進其他法律里面。在江蘇,有關工資協商的條款就散落在集體合同條例、民主管理條例、工會條例等六七部地方法規里,執法力度不大。建議在國家層面立法,明確勞資雙方在工資協商方面的權利與義務。

　　江蘇省星光樹脂制品（昆山）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徐惠芬說,要有法律規定,工資協商究竟談什么、談不成怎么辦。比如,企業利潤勞資雙方該拿多少。“這樣,我們的協商才有基礎”。

　　專家建議,建設中國特色工資協商制度――勞資協商談判在前,協商不成,由政府、法院或行業組織根據企業的經營狀況裁決,避免罷工。

　　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說,中國不希望用激烈的方式解決勞資糾紛。需要探索既不影響社會穩定,又保障工人權益的新機制。如果沒有正常的機制和制度安排,要么是工人利益受到損害,要么就是以激烈方式維權,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地方黨委政府應該像推動企業工會組建那樣,依法形成一種對資方的壓力,營造促進勞資雙方協商的氛圍和便利,大力推進企業工資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