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尚福林表示，目前地方融資平臺貸款規模為9.3萬億元，兩年只增長了2%，總量規模得到了控制。

　　但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副部長李勇認為，現有地方投融資體制和模式不斷暴露許多問題和隱患：“近兩年地方投融資規模快速膨脹，超過了前若干年之和，且職能分工不清，存在重投資、輕公共服務支出的現象。政府本應負責公益性項目的投資，卻投資了很多經營類項目，投資決策不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講市場原則，結果投資效率越來越低，當前大量的重復建設、產能過剩和地方產業結構同構，主要都是地方投資政策造成，政府的無效投資是當前最大的浪費，政府的大量投資同時也是造成全社會投資率過高和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

　　國泰君安債券分析師呂春杰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城投債集中到期的時間將集中在4到5年后，“去年新發的城投債數量比較多，一般都是五年期以上，所以短期內不用太過憂慮。”

　　地方投融資規模快速膨脹

　　2011年10月，財政部宣布國務院已批準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等地開展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工作，規定試點省市可在國務院批準的發債規模限額內，自行組織發行本省市政府債券的發行機制，并由財政部代辦還本付息。

　　2012年底，財政部發布《關于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行為的通知》，該《通知》涉及多數融資渠道，整治力度之大，涉及范圍之廣，均屬空前。

　　根據國務院相關文件，地方政府性債務包含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或有債務和其他相關債務。該《通知》稱，最近有些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融資有抬頭之勢，如違規采用集資、回購（BT）等方式舉債建設公益性項目，違規向融資平臺公司注資或提供擔保，通過財務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違規舉借政府性債務等。

　　針對地方政府性債務中長期存在的虛假注資和違規擔保問題，《通知》明確提出，加強對融資平臺注資行為管理，注資必須合法合規，不得將政府辦公樓、學校、醫院、公園等公益性資產作為資本注入融資平臺公司。同時，嚴格按照《擔保法》等有關法律法規規定，相關部門不得出具擔保函、承諾函、安慰函等直接或變相擔保協議，不得從事其他違法違規擔保承諾行為。這些具體要求的落實，將極大遏制地方融資亂象。

　　地方債券發行調至3500億元

　　兩會期間，在發改委提交的計劃草案中，2013年的投資增速目標從16%變為18%。此外，國務院將2013年的地方政府債券的發行規模從2012年2500億元上調至3500億元，創歷史新高。

　　根據Wind數據統計，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中國市場未到期城投債余額達2.5萬億元。其中，2012年是城投債井噴之年，當年發行額1.27萬億元，到期額997億元，凈增加1.17萬億元。

　　今年，房地產受制于政策調控，一些企業受制于產能過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活動依然是實現投資增速以及GDP增長目標的主要力量，政府投資、機構換屆等因素或將助推今年城投債高漲。有證券分析師認為，預計今年城投債的凈融資規模將達7000至10000億元，同比增長12%至30%。

　　隨著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規模不斷擴大，地方政府融資平臺風險問題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中央將代發地方債2500億元，規模較近幾年又有所增加。但政協委員們表示，就整個中國經濟而言，償還這點兒債務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據全國政協委員李勇舉例稱，近兩年某些地方政府投資率大幅度上升、消費率不斷下降，客觀上導致地方債務增加、物價上漲、信貸膨脹等方面問題，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審計結果也顯示，在10.7萬億元的中國地方債余額中，2012年到期償還的占到17.7%。據估算，2012年需要到期償付的金額將達1.84萬億元。

　　對于地方債務風險性的疑問，全國政協委員、工商銀行行長楊凱生表示，中國總體政府性債務是17.5萬億元，占GDP的比重為43%左右，比世界上一些國家的水平要低得多。他舉例稱GDP總量大體和中國在同一個數量級上德國和日本，比重分別達到83.2%和180%。中國的財政收入，五六年來的年復合增長率超過22%，政府的償債能力比較充分。

　　楊凱生以工行的數據舉例說，工商銀行對地方政府融資貸款的90.4%是不需要地方政府掏錢的，真正要償債的只占4%左右，總體可控、安全。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長李劍閣也表示，中國地方債與西方一些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有很大不同。中國地方舉債用途多為基礎設施建設，而非主要用于經常性開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債務絕大部分有合格抵押品或現金流支持，同時銀行撥備覆蓋率高，因此對中國經濟影響有限。

　　全國政協委員、銀監會主席助理閻慶民說，銀監會近年來對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貸款的風險高度重視，全面提高了對存量平臺貸款的現金流覆蓋程度和抵質押有效性，完善了平臺貸款審批與管理機制，健全了平臺貸款的數據統計和監測制度，參與制定了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政策，推動了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政策的持續完善。

　　“經過一年多的清查整改，平臺貸款風險已得到初步控制，目前基本化解了2011年內到期貸款違約風險。”閻慶民說。

　　地方融資平臺操作須透明化

　　事實上，早在2010年，銀監會啟動地方融資平臺清理，地方政府傳統的融資渠道收緊后，各類地方基建項目紛紛轉向通過BT融資（BT即“建設-移交”，英文Build-Transfer縮寫，是政府利用非政府資金，進行非經營性設施建設項目的融資模式）。BT融資將政府當期融資壓力轉移至項目代建方，但只是短期應急之策，不能從根本上緩解地方政府資金不足。而這種方式的融資成本往往偏高。蘇州交通局一名領導告訴時代周報記者，這種方式已經成為常態。

　　此次財政部等四部門文件要求，除法律和國務院另有規定外，地方不得通過BT方式舉借政府性債務。同時，對符合法律或國務院規定可以舉借政府性債務的公共租賃住房、公路等項目，確需采取代建制建設并由財政性資金逐年回購的，必須根據項目建設規劃、償債能力等，合理確定建設規模，落實分年資金償還計劃。一句話，BT方式不能再普遍采用。

　　對各地政府性平臺資產的整治，亦開始收緊。

　　按照各地當前已出臺的建設規劃，今后五至十年內，全國的高速公路、城市軌道交通等基建領域投資規模數以萬億元計，資金需求再度旺盛。面對地方債務加速演進，風險隱患積累沉重，潛在投資熱潮再涌，監管部門因此提前預警并整肅融資通道。

　　地方債務沉疴痼疾，由來已久，債務期限錯配、以債養債、償債能力較弱等問題一直存在。當下，地方債務問題逐漸長期化，成為左右中國經濟運行的最大不確定因素，并牽制著決策層對宏觀經濟走向的判斷及政策的取舍。

　　如何進一步深化地方政府債券改革和試點，助推地方城鎮化發展，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執行董事、全國政協委員王冬勝在個人提案中，對地方債提出改革意見。

　　“首先，借鑒國際經驗，可考慮發行市政債券解決城鎮化過程中基礎建設項目融資問題；其次，建立健全相關法律約束機制，市場監督和政府監管雙管齊下，以審慎原則穩步推進地方政府自行發債試點；再次，加強地方政府財務管理能力，可考慮逐步向財務狀況良好、符合市場化發行債券資質的地方政府授予發債資格，而不符合要求的則不授予該資格。地方政府應編制資產負債表和財務狀況年報，披露所籌資金的用途和債務償還計劃，并設立償債基金備用。”

　　王冬勝強調，地方政府自行發債作為公開的市場融資行為將面臨更強的市場約束力，發債資格審批機制可以敦促地方政府自律，激勵地方政府通過改善當地信用狀況獲得更低的融資成本，使市場資金配置更加合理和高效。